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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了馮國璋的“和平混一”方針，認為西南實力派所爭者為個人的權力地位，只要地位擺得平，所謂法律問題他們是不會堅持到底的。因此，他授意他所選派的北方議和總代表朱啟鈐在與南方進行和談的時候，避開法律問題，先解決事實問題。所謂事實問題就是關於西南實力派的地盤、地位分配問題。
西南軍政府實際上是桂系軍閥所控制的傀儡機構。孫中山已經被迫離開廣州，留在軍政府的國民黨人物伍廷芳、王正廷及被派充南方議和總代表的唐紹儀，都是著名親美派。當五國銀行提出聯合勸告的時候，他們不但欣然接受，甚至還想取得國際勢力的保證，使上海和會能夠順利進行。根據這些情況，所以儘管西南在口頭上不承認徐世昌的總統地位，而在對外關係上，在“和平混一”的方針上，是與徐一致的。
1918年10月，馮國璋、段祺瑞二人都未被選為總統，因此同時去職。後北洋軍閥集團發生分裂。皖系軍閥段祺瑞雖然去職，但參戰軍在皖系控制下。參戰軍在歐戰結束後，因為失去參戰藉口，始改為國防軍，後又改為邊防軍，然而不管名稱如何，它仍然由日本負責訓練和裝備。馮國璋去職後，不久死去，直係軍閥的首領落在曹錕的手裡，而曹錕的手下將領吳佩孚獲得了直係軍閥集團的實權。他們對皖系把持北京政府的政權和軍權，感到不滿。1920年4月9日，曹錕發起聯絡八省聯盟，進行反對皖系軍閥的活動。於是皖系決意發動對直系戰爭。7月10日，皖系軍隊首先對直系的總攻擊；12日曹錕、張作霖聯名通電討段，同時奉軍也陸續入關。14日至18日，雙方在北京附近一帶激戰；結果，皖軍大敗。23日，直、奉軍進駐北京，辦理善後。直皖戰爭至此即告結束。
從直、皖戰爭結束後到9月初，北京政府在直、奉軍閥支配下，接連發布了不少命令：撤消對曹錕的處分令，免去段祺瑞的職務，廢除邊防軍，通緝皖系重要人物，解散安福系具樂部等。
直、皖戰爭結束後，直、奉軍閥又展開了彼此間爭奪權力的鬥爭。這種鬥爭的形成，一方面是由兩系之間常因分贓不均而產生裂痕，例如：在直、皖戰爭中，奉軍參加人數少。但卻大批掄奪輜重財物，遭到直係軍閥的不滿，又如直奉兩系軍閥都想把自己的勢力，伸張到長江流域去，但江蘇督軍卻被直係軍閥齊燮元獲得，而吳佩孚又乘武昌兵變、王佔元離開湖北的機會，取得兩湖巡閱使的職位，這又遭到奉系不滿，於是奉系軍閥便聯合為日本帝國主義所支援的浙江軍閥盧永祥，結成奉張浙盧的軍事合作，為日後江浙戰爭預伏了禍根。同時，直系的實力派吳佩孚直皖戰後，又積極“實行其武力統一”的政策，連續獲得對陝西、湖北、四川各地軍事上的勝利，取得了英、美帝國主義的器重，也招致日本帝國主義非加緊扶助奉系以對抗直系勢力不可的結果。
1922年4月初，直、奉軍閥都開始軍事方面的活動；奉系軍隊陸續入關，直系吳軍也將京漢路南段車輛扣留，準備運軍隊北上。4月29日，奉系軍閥張作霖通電各處，宣告軍隊入關，以武力統一後盾；同日吳佩孚通電，反對奉軍入關。22日曹錕也發通電，反對奉系軍閥的武力統一。25日，吳佩孚、齊燮元、陳光遠、莦耀南、田中玉等直係軍閥，復通電宣佈奉系軍閥禍國殃民十大罪狀，而奉系軍閥也電列吳佩孚罪狀。雙方形勢，日益緊張。
從4月下旬起到5月初，直奉雙方即在長辛店、固安、馬廠等地先後發生戰爭。奉軍由張作霖任總司令，張作相、闞朝璽、張景惠分別負責東、中、西三路；直系則由吳佩孚任總司令，由馮玉祥、王承斌、張國鎔分三路應敵，奉軍大敗。5月5日，徐世昌在直係軍閥支配下，明令奉軍出關，並法辦梁士詒等。10日，又明令免去張作霖的職務。奉系軍閥出關後，即以東三省議會，擁張作霖為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宣佈自治。
四、皖系戰敗 被迫下臺
四、皖系戰敗 被迫下臺
直係軍閥在取得北京政府政權後，進行了一些沽名釣譽的活動：恢復了民國初期的國會，把由安福系國會產生的大總統徐世昌趕走，而由黎元洪取代；蒐羅了一批亦學亦仕的人物（如北大教授王寵惠）出面組閣，組織所謂“好人政府”；又派人到上海去聯絡從廣州被逼出來的孫中山，以利用孫中山在人民中間的聲望。這些都是它們有意製造的一件悅人耳目的外衣，來掩蓋他們的罪惡。
1922年5月10日吳佩孚回到保定召開會議討論恢復法統問題。經過討論，一致同意採取“恢復法統”的辦法先統一全國，然後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