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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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收花生的時候，雨季還沒結束。我們從泥裡收穫的花生還要挑回來。而山路上都是泥，我們連滾帶爬地把花生拖回來。誰知幾天過後，倉庫裡的花生都發芽了。但是，花生是國家財產，不能分到各家各戶去處理，結果大部分都爛在倉庫裡了。

元旦之前，我們在山上挖梯田，已經幹了將近一個月了。最後一天，“張大炮”把全營的壯勞力都調來了，搞“大會戰”，創高工效。營裡還殺了豬，給大家改善伙食。我們宣傳隊清晨四點就起床上山了。各自找好了一塊坡很緩的山地，點著火把就挖開了。到天亮，大隊人馬才匆匆忙忙趕上山。那一天，我們幹得特快，幹到天完全黑了才下山。我們揹著行李、扛著鋤頭、唱著、鬧著往五營五連走。有人開啟了半導體收音機，正好走到一個山埡口，收音機的訊號很好，我們收聽到了電臺裡播的新年的鐘聲，我記得是《東方紅》的旋律。那天大家好像都不覺得累，因為我們創了高工效。那兩天，我挖了2米寬、180米長的梯田，和61個1米見方的栽橡膠樹的坑。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22）

1971年的春節，我們又排演了一臺節目。

在與張瞎子和宣傳隊的小弟兄們朝夕相處的兩三年裡，我身上的銳氣漲了不少。那時候我二十四五歲，正是年輕氣盛，幹什麼就有什麼的時候。我也再不是乖乖仔了。我也“學壞”有了煙癮，那時候抽的都是9分錢一包的“等外菸”或是一毛二分錢的“春耕”牌。生產隊開會的時候，我還常接過湖南老工人遞過來的水煙筒，用手抹一下筒口，把嘴、下巴和半邊臉埋進去，“呼嚕嚕”地抽上幾口。

京城夜話小道訊息

1971年夏天，離我上次去北京探親已經又過了兩年了，按農場的規定，又可以申請探親了。我的申請，領導很快就批了。這一次，我要去江西探親，父母已到江西進賢縣的“五七幹校”勞動了。去江西的火車要在株洲轉車，車上人不多，每人可以睡一個椅子。我半夜醒來的時候，見車已經停了，燈也熄了，車廂裡一個人也沒有，好在我的行李還在。我下車跨過幾條鐵路，找人打聽才知道：這是向西車站，要去南昌還得轉乘其他火車。我摸上了另一列火車就到了南昌。現在也不記得後來是怎麼搭車去中僑委“五七幹校”的。

“五七幹校”在鄱陽湖邊，那裡是血吸蟲病的高發區，還有很多毒蛇。父母早出晚歸忙夏收夏種，我白天就跟著拉糧的車到處看看。司機就是原來給廖承志開車的歐國順叔叔，他性格開朗，路上還不斷和我唱樣板戲、說山東快書。停車卸貨的時候，我們還給老鄉們表演，宣傳毛澤東思想。我見僑委幹部們扛那兩百來斤的麻袋顯得很吃力，也幫他們扛上幾袋。有許多學齡兒童和少年跟著父母來到幹校，所以，幹校還辦了學校，老師就是僑委的幹部。這裡天高地闊，這些孩子很開心。

我爸和我媽住在一個不到10平方米的房子裡。從北京運來的行李沒開箱就堆在床底下，把床架得有一米多高。每天早晨我一睜眼，父母就已經不見了，到中午，他們從田裡回來，在飯堂打了飯，我們一起吃完飯就睡午覺了，傍晚收工以後，我爸總是和僑委兩個原副主任林一心和林修德一起聊天。有時軍代表也去和他們聊。我爸告訴我，他以前在馬來亞種過田，後來在海南的興隆華僑農場也幹過，再後來還在僑委的農場司工作，來幹校之前他買了不少有關農田管理的書，所以從建幹校開始，軍代表就常來徵求他的意見。那時，我爸正為農田機耕道的規劃，給他們出主意呢。我們家老鄰居吳楚叔叔知道我從雲南來，而且也是個菸民了，就跟我講起了雲煙的來歷。他說，雲煙是一百多年前從美國引種來的。因為玉溪的氣候好，當地施肥是不用人糞尿的，而是榨過油的豆餅，所以那裡的菸葉特別好。他在古巴大使館工作時，有一次中國博覽會結束，他把雲煙的展品都買了下來請大家抽，個個都說好。他這次來到幹校，還專門給玉溪菸廠寫了信要雲煙的種子，沒想到，他們還真的把煙種寄來了。老吳楚叔叔帶我去看他種的一小塊煙田，還約我下次來探親的時候，來他家品嚐他種的雲煙。兩年後我到廣州探親，在暨南大學裡他家做客的時候，又提起他種的雲煙。他說：“嗨！別提了，我的煙田不知被哪個臭小子撒了一泡尿，那煙味變得很辣，不能要了。”這都是後話了。那天臨走吳楚叔叔還送給我一隻古巴產的小刀作紀念。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23）

我爸我媽知道我在農場是業餘宣傳隊的隊長，有一天晚上，帶著小板凳和馬燈和我一起來到一個打穀場上。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