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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道：“還請聖父傳弟子治國之道，輔君之術。”胡盧叫商侯起身，說道：“術業有專攻，若單論治國之道，你強於貧道甚多，貧道只有些淺見供你參考。如今所謂仁政，常常是因人成事，人在則政在，人去則政改，不過一世之治。以貧道之見，不如開啟民智，允民眾自辨是非，自明事理。是非即辨，便不易受惑於人，無端生事，國家乃安；事即即明，則行事不孛，半力而全功，國家乃富。若此，民意即天下大勢，順之國家自安自強。若非，民意未必是天下大勢，一旦受惑於人，便順之亦有害於國家。”
商侯聞言受教，尋思：“他人言政，只道仁德，為一世之治；有捨本逐末之嫌。聖父言政，使民眾自辨事非，自明事理，實乃萬世大治之基。”嘆道：“聽聞聖父之言，方悟至理，方知過去的二十多年，盡屬發昏。”胡盧笑道：“商侯此言卻是嚴重了，世事向來是知易而行難，貧道不過隨口一說，真要貧道去做，卻不知頭緒了。憑心而論，商侯做的已經相當不錯了，只觀民心所向，便知一二，不過商侯之民雖富，兵將卻太過瀛弱。若是商侯有意，貧道的兩個弟子倉頡和柏鑑，前者強於政事，後者強於兵事，貧道可使此二人來投，助商侯治國理事。”商侯聞言，只覺倉頡、柏鑑二人極為耳熟，問道：“可是黃帝軒轅舊臣？”
胡盧笑道：“正是此二人！有他二人相助，商侯即可安枕無憂，內事不決問倉頡，外事不決問柏鑑。”商侯大喜，面色一片潮紅，急切道：“我聞兩位先賢之名久矣，恨不能日夜侍奉，朝夕請教，豈有不應之理！？”胡盧亦有時空錯亂之感，畢竟倉頡、柏鑑二人對於商侯來說屬於傳說中的人物，如此表現，倒也在情理之中，遂笑道：“既然如此，貧道便叫明理傳訊。”
商侯卻也是個人物，沒有興奮過頭，還記得自己費這許多周章的本來目的，遂又跪求道：“天乙得聖父襄助，感激不盡；然天下之民非商一國之民，如今夏王新立，拒忠臣直諫而聽小人讒言，不用仁政而輕起征伐。還望聖父能憐民生疾苦，往夏都勸君王，使君王遠離小人而近良臣，修德行而少兵災。救萬民於水火，挽大夏於將倒。”
胡盧被商侯誠言所動，心中苦笑，尋思：“你卻不知夏朝命運早定，不過盡信書不如無書，想那準提道人分明是個大大好人，後世卻傳得如是不堪，早聞夏桀暴虐，但未必無可救要。若能和平解決，終是好過擅起刀兵。”遂道：“貧商侯之意亦是貧道之意，正要往夏都一行，不過貧道久不在人間走動，未必能取信於夏王，是以還須商侯引薦。”
商侯大喜，次日將國事安排妥當，遂與胡盧同往夏都；路途之上，商侯早將履癸事蹟一一轉述。除那朝堂之上，履癸與群臣爭言鬥氣諸事；又有履癸從弄臣苟肥之言，將夏都從西河遷至夏城，又使於辛等役民，造三宮、九院、樓臺、殿閣，務必全美巨麗。又使武能言等選士民家女子有美色伶俐的，充滿宮院，教演歌舞。又使侯知性選民間壯丁習戰鬥，遂造車息馬，練甲制器，以圖征伐諸侯。
胡盧兩世為人，本能上對傳說中的“腐乳”有些反感，整日盡說空話，張口仁義無雙，閉口以德服人，各個男盜女娼，不知國事艱辛，一副謙謙君子，好像別個全沒好人。正是懷了這種心思，尚不覺履癸如何昏潰，尋思：“履癸欲布武天下，討伐不朝之臣，本身並無不妥之處。那些大臣們雖是好意，勸諫方式卻有些不妥，只道自己是忠臣，一意直諫，卻不想新君初立，威嚴未顯，正是立威之時。豈可隨意置疑？此等事，換作是誰，面子上也過不去，辯上幾句也是常理，畢竟履癸並未殺人。”
“至於說遷都之事，倒也未必全是壞處，沒有好處。畢意西河偏僻，地面不廣，城池不高，實在不是一國之都的好去處。反那禹王始都，安邑之夏城，北有稷山，東有絳山，西有五老山，南有晉河、鳴條崗，基地高陽，其城險峻。舊城又寬廣久廢，修繕之後，正合國都氣度。至於說造宮殿樓臺，集美人歌姬，實是人之常情，歷代君王誰也不能免俗，只在於有無節制。照目前看來，履癸還未到了甚不可救要的地步，畢竟還記得整訓軍馬，練甲制器。”
二人才至夏城，正逢履登整訓軍馬初見成效；諸侯知曉，又素懼履癸之勇，終於有乖覺得來朝。卻是東方諸侯之長，原為豕韋氏峙賀，早在孔甲之世，已霸諸侯，自專征伐；如今峙賀已卒，其子孔賓新立，有大臣元長戎教孔賓先修臣禮來朝，以觀王國虛實動靜。但不論如何，總是開了一個好頭兒。胡盧尋思：“以此觀之，履癸倒也非一無是處。”
卻說商侯天乙來見履癸；履癸正高興間，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