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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轉就買，電冰箱有冷氣就要”。不同尋常的是，民眾的搶購已經與實際的供求脫節，以電扇為例，當時全國有200多家電扇廠，年產量達3 400萬臺，成為世界最大的生產國，從兩年前開始，國內產銷就出現供大於求的狀況，電扇積壓非常嚴重，但是在搶購風中，國內倉庫裡的所有電扇均被一搶而空。
8月下旬，上海搶購狂潮進入最高潮，市政府不得不採取緊急措施，實行憑票供應食鹽和火柴，鋁鍋只能以舊換新或憑結婚證和戶口證申請購買。
8月27日晚，中央總書記召開緊急會議，宣佈暫停物價改革方案。8月30日，國務院正式釋出通知，下半年不再出臺新的調價措施，下一年的價格改革也是走小步，工作重點從深化改革轉到治理環境、整頓秩序上來。①
1988年秋季爆發的這場物價暴漲和全面搶購，被認為是1978年改革以來最大的一次經濟失控。國家物價局的《中國物價年鑑》記載：“1988年是我國自1950年以來物價上漲幅度最大、通貨膨脹明顯加劇的一年。在國家計算零售物價指數的383種商品中，動價面達95％以上，全年零售物價總指數比去年上升，這個上升幅度又是在持續3年物價累計上漲的基礎之上。”
在吳敬璉看來，後來實施的“闖關”方案—在通貨膨脹政策下放開價格的做法太過魯莽，他在晚年口述史中說，“這就叫不幸而言中，因為物價飛漲和全民搶購是可以預見到的、一定會出現的事情”。
據《薛暮橋*》記載：“1988年12月1日，時任總書記找我、劉國光和吳敬璉去談話，表示接受我們對他的批評，說最近這一年犯了通貨膨脹的失誤。我說不是一年，至少已有3年。國光和敬璉也談了自己的意見……但已造成相當大的損失，使改革走了一段不必要的彎路。”
1988的“物價闖關”失敗，是中國經濟改革史上最讓人沮喪的一個事件，它的擱淺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現代化的路徑。“闖關”失敗後，宏觀經濟陷入紊亂，全國上下瀰漫著陰鬱的緊張氣氛。
不清晰的“國企改革”（1）
2009年8月，行將80歲的吳敬璉在口述史中回顧1993年的那個整體配套改革方案，他評價說，外匯改革最成功，財稅改革其次，國有企業改革再次，社會保障改革最無成效。
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在早期，居於主導地位的是放權讓利的思路。
早在1991年4月和5月，吳敬璉就連續撰寫《改革傳統經濟體系是搞活大中型企業的根本出路》和《國營大中型企業的困境與出路》兩篇論文，對現行的企業改革放權讓利思路提出了異議。
對於放權讓利，他認為，“從1956年以來一直就存在一種把舊體制的弊病歸為‘權力過分集中’，對企業‘管得過多，統得過死’，從而把改革簡單等同於‘放權讓利’的思路，根據這種思路，透過改革所要建立的經濟體系，就是所謂‘用國家計劃來配置資源，引進某些市場因素以調動地方、部門、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的體制”。而多年的實踐證明，根據這一基本思路所進行的企業改革“收效甚微”。
對於放權讓利改革中的最高形式—承包制，他認為存在著“一些根本性的缺陷”，包括“阻礙資源流動、阻礙結構調整”，“承包制下產權結構的安排不利於正確處理國家與企業之間的利益關係”。“因此在我看來，承包制只是在全面改革尚未進行的條件下，為了在指令性計劃的‘籠子’裡給企業以一點活動餘地的權益之計，‘改進’承包，只能使它的弊害得到某種程度的緩解，而不可能使它得到‘完善’。”
此外，對於政府向國有企業進行財稅、信貸上的政策傾斜，他認為這會造成市場競爭的不公平，從而直接傷害到體制外的民營企業，“這種政策實施不久，就因為非國營部門這個我國經濟中最有生氣的部分活力遭到抑制，而使整個國民經濟的衰退遷延而不得不放棄”。
當時，還有人提出用“組建企業集團”的辦法“造出大船好出洋”，讓國有企業靠規模來取勝，吳敬璉斷定這種用行政方式組織起來的大集團肯定將走回到行政性集權的老路上去，“一開始時一哄而上，爾後就會一鬨而散”。
當論證了這些辦法都行不通之後，吳敬璉提出了自己的思路：“我們主張在我國搞一種以法人代表公眾持股為主、個人持股為輔的股份公司，以之作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微觀基礎。”
吳敬璉和大多數中國經濟學家一樣，是贊成用公司制度（在中國又常常稱為“股份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