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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億美元。大量的貨幣發行和流動性氾濫的結果不外是三種情況一是資產價格上升泡沫形成，二是CPI（消費均價指數）上升誘發通貨膨脹，第三種情況就是二者兼而有之。於是，房地產價格和股價猛烈上升，在一開始，我們把它看成是形勢大好，後來發現控制不住了，就想用行政的方式把CPI用各種方式管住。現在，CPI管住了，可是股市、房地產市場搖搖欲墜，另外企業產品出場價格指數（PPI）倒掛了，實體經濟整體蕭條，終於成了一個疑難雜症。”
在剖析了國內外局勢後，吳敬璉提出了“標本兼治”的應對之道：“標就是運用我們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穩住市場，不要讓它崩盤，而且儘量保持大部分中小企業能夠繼續運轉，但是根本問題還是要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
在這裡，吳敬璉又回到了他一貫的主張—“增長方式的轉變就是要強身健體、自求多福。世界經濟的格局不可能有大的改變，我們至少不要當冤大頭。自求多福最重要的辦法就是轉變增長方式，轉變增長方式的癥結在於制度性障礙，所以要真正實現轉變就是進行改革，消除制度性障礙。”
金融危機中的“另類呼喊”（4）
日後發生的事實表明，吳敬璉的建議並沒有成為主流意見而被政策部門採納。
10月28日，上證股指跌到1 664點，市場信心全失。從11月份起，在中央政府的指示下，四大商業銀行開始大舉放貸，每月新增貸款成幾何級增長，11月新增額為4 769億元，接著是7 400億元、9 000億元、萬億元，到2008年3月放出空前的萬億元天量。從2008年年底到2009年6月的8個月中，新增放貸總量近8萬億元，掀起了一個至熱的投資狂潮。這些貸款中的八成以上被大型國有企業所獲得，而投資方向則為鐵路、公路和各項基礎建設設施，民間戲稱“鐵公基”。在資金突然鉅額放鬆的情況下，股票市場率先活躍起來，在2008年的上半年，中國股市放量振盪，一掃前期低迷，增幅為全球第一。房地產的表現更是驚人，它以出人預料的速度回暖，各大城市的土地拍賣相繼創出令人瞠目結舌的“地王”價格。
在中國的投資熱浪拉動下，全球的能源價格也立即上彈，鐵礦石、石油和有色金屬等價格扶搖直上。在很多人看來，在哀鴻遍野的金融危機籠罩下，中國經濟再一次“奇蹟”般地率先衝出了危機。
對於這樣的景象，吳敬璉並無喜色。在他看來，有兩個問題是值得引起注意的。一是，宏觀手段對微觀經濟的干預邊界到底在哪裡；二是，如何從應急性的短期政策轉向處理長期發展中的問題。
從2008年年底到2009年的政策取向，實際上，是對2004年那次宏觀調控政策的又一次固化。它最終呈現為三個特點；第一，“宏觀調控以行政調控為主”成為政策主軸，“看得見的手”變得越來越強大；第二，經濟增長主要倚靠巨量投資，而不是著力於轉變增長模式和產業升級；第三，國有企業、特別是大型中央企業得到偏執性的扶持，民營企業被邊緣化。
在金融危機最動盪的時刻，歐美各國政府紛紛出手拯救經濟，連最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也將一些陷入危機的銀行收歸國有化，由此，國內經濟界再次出現國家主義思潮強勁迴歸的跡象。2009年3月3日，吳敬璉在《經濟觀察報》上撰文《如何定位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從經濟史的角度對這一觀點進行了反駁。他認為：“需要注意的是，經濟學中兩個學派（新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爭論，是在自由市場機制，即價格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範圍內進行的，這並不意味著有哪一個學派主張回到政府包辦一切的計劃經濟舊體制去。即使他們支援對某些企業實行國有化，那也只是一種短期的應變措施，而不是一種長期的制度安排。20世紀社會經濟制度變遷的基本脈絡提示我們：在市場制度範圍內，明智合理地界定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適宜邊界，是經濟穩定執行和長期增長的一個重大問題，必須根據具體情況加以確定。”
進而，他將筆觸回到了對當前政策的反思上：“我們還必須注意的另一個問題是，在中國，人們常常把宏觀經濟管理（宏觀調控）和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微觀干預混為一談。假宏觀調控之名，行微觀干預之實，實際上等於復辟命令經濟。這不但會造成資源的誤配置和損害經濟的活動，還會帶來強化尋租環境、使*活動氾濫等惡果。這是必須堅決制止的。”
金融危機中的“另類呼喊”（5）
到了10月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