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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不可能完成。吳敬璉回憶說，孫冶方此後曾多次對他談及，對那一套計劃體制絕不能修修補補，而必須推倒重來。1982年11月，臥床不起的他在病床上口授，由吳敬璉和張卓元執筆寫出一生的最後一篇文章《二十年翻兩番不僅有政治保證而且有技術經濟保證》，對中國經濟的成長性表達了無比的樂觀，同時也沉重地指出，“必須對舊管理體制做出重大的根本改革”。
一個月後的12月9日，他親筆寫下遺囑：“我死後，我的屍體交醫院作醫學解剖，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不留骨灰，不開追悼會。但不反對經濟所的老同事，對我的經濟學觀點舉行一次評論會或批判會，對於大家認為正確的觀點，希望廣為宣傳；但同時對於那些片面的、以致錯誤的觀點，也希望不客氣地加以批判，以免貽誤社會。”
在中國當代經濟學術史上，孫冶方是一個比顧準更大的悲劇。
顧準在離開這個冰冷世界的時候，儘管被徹底地遺忘和拋棄，但是他知道自己已經找到了正確的答案，他所遺憾的僅僅是不知道光明的一天何時到來，而他確已等不到那一天。可是對於孫冶方而言，這位充滿了理想主義氣質、無比聰慧、富有勇氣和正直的人，一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才真正意識到自己為之傾注了所有心力和熱情的理論大廈竟然建立在一片無法承重的沙灘之上。人世間悲劇的慘烈，莫過於此。
與東歐的布魯斯和錫克相比，在理論天賦上毫不遜色的孫冶方有著更多的遺憾。
跟他觀點酷似、一見如故的布魯斯後來對“蘭格理論”，以及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布魯斯模式”進行了深刻的檢討，終而揚棄了“市場社會主義”。在1989年，他和另一位波蘭裔英國經濟學家K·拉斯基合寫《從*到市場：社會主義對經濟體制的求索》一書，在書中他明確指出，把資本市場排除在外的“市場社會主義”以及他自己的“包含市場機制的計劃經濟模式”—“分權模式”，是一種“有缺陷的模式”。此外，他從東歐教訓中得出這樣的結論：經濟體制改革要以政治體制改革為條件，政治改革靠撤換領導人解決不了問題，必須從制度上採取措施，才能保證不再回到舊軌道上去。而經濟改革往往因為觸動某些當權者的既得利益而遭到他們的反對。歸根結底，改革是政治和社會問題，人民大眾的態度和反應非常重要。在轟動一時的《從*到市場》一書中，他徹底修正了自己的改革模式和理論，一方面承認社會主義的價值觀，但同時又對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相容和結合表示懷疑，從而轉向*社會主義。 。。
最後的孫冶方（4）
離開中國後的錫克也在不斷修正自己的理論。1989年，東歐爆發“天鵝絨革命”，錫克再一次投身於祖國的公共生活，他歸國擔任了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民選總統哈維爾的經濟顧問，後來他又返回瑞士，繼續研究“當傳統的社會主義體制終結以後，改革的問題不復存在，什麼是最好的國家道路”。1991年，錫克出版《今天的社會主義：正在改變內涵的社會主義》一書，將社會主義與自由、*、人道主義聯絡起來探討。與布魯斯所選擇的一樣，錫克最終從市場社會主義走向了*社會主義。
吳敬璉在晚年的口述史中甚至還將孫冶方與同輩經濟學家薛暮橋進行了比較。他說：“孫冶方是一個傳統的共產黨員，其實，顧準、李慎之都是這樣的人，為國為民，毫無私念，為了真理，不怕任何的打擊，這點非常可貴。但是在理論上，孫冶方甚至沒有達到薛暮橋那樣的高度，暮橋到底是搞經濟理論出身的，從經濟學原理上來說，暮橋那種觀念更先進。”
儘管如此，吳敬璉仍然認為，孫冶方是新中國第一代經濟學家中最傑出的代表人物。他追求真理、勇於自我批判的精神，光明磊落的高尚人格，足以讓後來者從中汲取到比學術更為偉大的力量。吳敬璉對女兒吳曉蓮說，我一生做過的最慚愧的事之一，就是在60年代初批判過孫冶方；而一生中最讓我感動的事之一，則是孫冶方出獄後對我不計前嫌，再次重用，甚至以後事相托。
顧準和孫冶方的行事和風骨，無疑大大地影響了吳敬璉的一生，讓他找到了可以追慕的方向。他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來表達對兩位師友的景仰。士風浩蕩，亦剛亦柔，道之所在，夢寐以求。在後來的很多年裡，吳敬璉言行一致，敢言敢為，不為名利所誘，對後輩學人多有提攜，這些風格自是顧孫遺風的衍及。
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孫冶方的理論創新擱淺是一個象徵性事件，它意味著一代經濟學家試圖在計劃經濟體系內構建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