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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站的站長選也已選定，由戴笠從人事室提供的幾個候選名單中指定局本部督察室第一科上校科長周鎬擔任。周鎬受命了夏河策化成商人，同譯電員李連青攜帶電臺、密本，從四川經湖南，會同先期到達的程克祥，輾轉到達安徽南陵。然後，由周佛海囑咐內弟、偽財政部總務司長楊惺華，委託偽財政部警士隊隊長楊叔丹，專程到南陵，把程克祥、周鎬等一行人秘密護送至上海，南京等地。
周鎬是湖北羅田人，中央軍校武漢分校第七期步兵科學生，1935年正式成為特務處湖北站情報員，後因其機警幹練、應變能力強、工作活躍、成績突出而見重於戴笠。在這次挑選軍統局南京站站長人選時，戴笠認為南京原是國民黨的首都，現在又是日汪的政治中心，日汪特工憲兵多如牛毛，處境十分艱險，該站又負有控制周佛海、監視程克祥，對日汪偽軍界上層人物進行策反的特殊任務，因此站長必須是一位既忠實可靠而又膽大心細、幹練敏銳的頂尖人材擔任，才能完成任務，經反覆此較篩選，終於選中了周鎬。
程克祥、周鎬等人到南京後，周佛海按戴笠的意見，給以精心安排。程克祥壽被安插在偽財政部當專員，周鎬則被安插在偽軍委會軍事司第六科任少將科長，掌握軍委會的軍事運輸工作。周鎬離開重慶前，戴笠曾經交給他三項任務：
一是籌建軍統南京站，恢復軍統在汪偽統治中心地區的活動；二是對周佛海、程克祥進行監視，將周、程在南京的活動隨時密報重慶局本部；三是在汪偽軍界上層人員中進行策反，目的是掌握汪偽的軍事力量，以便在抗戰期間合作防共**，在抗戰勝利後則與八路軍、新四軍搶佔地盤。
周佛海見到蔣介石的親筆信，更堅定了投靠蔣介石、戴笠的決心。他立即根據戴笠的意圖，千方百計從陳公博手中搶到上海市市長的位置，併兼任上海市警察局長和保安司令，又把自己的親信羅君強從安徽省長任上調到上海任秘書長兼財政局長，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以便到時把上海完整地送交到蔣介石、戴笠手中，作為他立功贖罪的資本。
在周佛海的策動和影響下，汪偽政府的大批漢奸滾滾而來，投到戴笠門下。
在政府行政系統，除了周佛海之外，先後有司法行政部部長羅君強、偽浙江省省長傅式銳、偽考試院副院長纓斌等一大批漢奸向戴笠表示願意立功贖罪；
在偽軍委會方面，參謀總長鮑文廷、海軍部長兼第一方面司令任援道、第二方面軍總司令孫良誠、第三方面軍總司令吳代文、第四方面軍總司令張嵐峰、第五方面軍總司令龐煩勳、第六方面軍總司令孫殿英等軍事實力派人物紛紛與戴笠直接建立聯絡；
在偽特工方面，丁默屯也見風駛舵，暗中安排戴笠派遣的特務葛谷光任杭州警察局長，以此靠攏戴笠。
最後，陳公博也來東施效顰，於1943年6月間，派一個姓竺的從南京送一封親筆信到重慶，要求戴笠轉報蔣介石，表示願意立功贖罪，聽候驅策。
這封信依然落在王一心手裡，檢報戴笠後，對笠說：“對公博與周佛海不同，他是汪精衛的死黨，汪精衛死了以後，又是漢奸政府的首腦，這事不要理他！”
由此，汪偽的行政、軍事、特工等方面，幾乎都控制在戴笠手中。蔣介石對汪偽集團的一切指示，不得不透過戴笠去實施。
戴笠掌握了周佛海及一大批高階漢奸後，可以隨時瞭解汪偽南京政府的內幕和日軍在華的諸多重大行動部署，有些情報具有重大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價值，以至透過中美合作所反饋到美國後，就連美國人也為之十分嫉妒羨慕，加重了美國特工為爭奪中美所領導權的紛爭。1943年夏間，周佛海以汪偽政府的特使身份，訪問偽滿洲國。周佛海當即把偽滿方面的情況通報給軍統，使蔣介石第一次比較全面地瞭解到偽滿方面的許多內幕情報。1943年11月，周佛海隨汪精衛赴日參加“大東亞六國會議”，對當時日本國內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狀況、以及日軍應付太平洋大戰的作戰部署和計劃等等，進行了詳細考察蒐集，回國後，全部密報給軍統，又由戴笠透過中美所很快轉報給美國軍方。除周佛海以外，凡與軍統建立關係的汪偽大小漢奸，在“立功贖罪”心理的驅使下，無不透過各種途徑，竟向軍統輸送日偽方面的各種情報。因此，自1943年以後，軍統在日偽方面的情報，不但數量多，而且質量高，深得蔣介石賞識。
如今抗日已經接近尾聲，到了利用周佛海的關健時刻，周母新逝，戴笠代他當孝子正是一種很必要的政治手段。
6月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