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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出版社在沒徵得作者同意，沒有得到作者授權的情況下擅自篡改其作品，無論篡改的是詞是曲、是部分還是全部，均是一種侵犯著作權的行為。
不過，這答辯倒是講了一句實話：這樣對作品的修改“屢見不鮮”。
的確如此，音帶出版中曾經颳起一股甚囂塵上的填詞風，許多健康優秀的歌曲在這股風中在劫難逃。
《大海航行靠舵手》被改為：“大老爺們兒愛老婆，見了老婆笑呵呵……”
《心中的太陽》被改為：“外面有個情人，家裡有個愛人。我不知道，哪個更好……”
《我熱戀的故鄉》被改為：“我的老婆並不美，矮矮個子羅圈腿，長了兩條掃帚的眉毛，人送她外號叫大嘴…… ”
《我是一個兵》被改為：“我是你爸爸，掙錢給你花，買了一個乒乓球，花了一毛八。叫聲兒子呀，告訴你一句話，咱們以後改過來，我管你叫爸爸……”
《枉凝眉》被改為：“穿的是比基尼，三點式游泳衣，戴的是西鐵城表，日本公司無償贊助的，剛從美國好萊塢回來，國際超級影后，就是時髦的林黛玉……”
這就是人們所稱的“痞子歌”。這已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侵權，而是對作品的肆意踐踏！
一位音樂家對此氣憤地說：“孬詞套好曲，這太不象話了！聽起來實在不堪入耳，頓感受到莫大侮辱。一些人幹這種侵權的事真是肆無忌憚！把莊重的貶為輕浮的，昂奮的貶為懶散的，健康的貶為病態的，這絕不是一般的幽默調侃，而是破壞人們的審美情趣。他們幹這種事的時候，心目中根本就沒有原作者的權益！”
儘管“屢見不鮮”，崔健沒有放過對文化藝術出版社的侵權行為的申訴，北京市版權處也沒有放過對這家出版社侵權責任的追究。最後，文化藝術出版社承認了自己的過錯，對錄音帶的母帶作了消磁處理，並向作者致歉、賠償。
但是，更多的侵權者卻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直到如今，這種填詞風還沒有完全剎住。
創作千首名歌的音樂家為何靠打石頭為生
叮叮噹噹，叮叮噹噹……
在山西省的大山腳下，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頂著風寒在鑿石頭。一把鐵錘，一支鋼鑿。不停地撞擊著，把他樹皮般粗糙的雙手震出了許多血口子。黑色布衣上蒙著一層石碴和石灰，臉上的皺紋間和花白的鬍子上盡是石頭粉末。
他是誰？
他叫史掌元。
史掌元！他不是那個著名的業餘音樂家嗎？他寫過多少好歌曲啊！《唱得幸福落滿坡》、《請到我們山村來》、《我為總理扎花圈》……
是的。他創作的民歌有一千多首。這些歌曲我們唱了幾十年，唱遍了全國，還唱到了國外。廣播電臺播放，出版社出版，唱片社制唱片，音像出版社錄製錄音帶……
這樣的音樂家怎麼會打石頭？
如果是在國外、在版權保護制度健全的國家，他應當成為一個富翁！那麼多單位使用他的作品，該支付多少版稅、稿費！
但史掌元得不到版稅，得不到錄製費，偶爾收到的一兩張稿費單，稿費低得可憐。歌手靠他的歌走紅，音像社靠他的歌發財，但這一切似乎都與這位音樂家毫無關係。
悽清困頓的晚年！
叮叮噹噹。噹噹叮叮。
老人在打石頭，明顯的，他的體力越來越支不住了。
這時候有記者找到了他。
他透過記者發出了呼籲：“我已年老體弱，實在打不動石頭了。我跟黨幹了一輩子文化工作，晚年只好重操舊業打石頭，難道得不到一點社會幫助嗎？”
他那蒼老的手在打石頭。
一錘，一錘，不是在敲擊著我們的心嗎？
他要的是“一點”，而不是很多。他要的是“幫助”，而不是版稅。他也許至今都不知道版稅是什麼，版權是什麼。他也不知道，他應當得到的根本不是別人的幫助或施捨，而是天經地義的權利——作者的經濟權利。
這種經濟權利，簡單地說，就是作者從他人使用其作品的收入中分得合理份額的權利。或者換句話說，就是作者因他人使用其作品而獲得金錢和物質報酬的權利。這其實是很簡單的道理。你使用了人家的作品並從這種使用中得到了收入，難道不應當給作有一部分嗎？
正是這個簡單易懂的道理，被我們許多同志混淆了，甚至顛倒了，顛倒得荒唐、可笑！
周海嬰上書胡耀邦追討魯迅著作稿酬（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