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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出訪美國遭遇意外麻煩
1979 年l 月。華盛頓。
被認為是中國改革開放歷史裡程碑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剛剛落下帷幕，鄧小平率領中國政府高階代表團訪問美國。當時還是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受到了外交史上極為罕見的破格接待——由美國總統舉行正式的歡迎儀式並且鳴禮炮十九響。顯然，中美雙方都認為這次訪問的成果對兩個國家及全世界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歷史意義。
鑑於兩個國家長期以來的相互敵視及價值觀念上的巨大差異，為了使訪問取得圓滿成功，雙方都準備作出必要的妥協。在這種妥協的基礎上，達成一系列雙邊合作的協議。
然而，美國在版權問題上絕不妥協。
中國國家科委主任方毅與美國能源部長施萊辛格，面對面坐在長條形談判桌的兩側。關於簽訂《中美高能物理協定》的談判突然陷入僵局。這種僵局，源於美方提出的一個強硬的字眼兒——版權。
中方代表對此十分陌生。
“中國目前沒有版權法。”
“既然貴國沒有版權法，就應當按照國際版權公約的標準對美國人的版權進行保護。”
國際版權公約？對中方談判代表來說，這又是一個新概念。但是，他們從談判的氣氛中已經強烈地感受到，版權是個很大很大的問題，對中國的對外開放至關重要。
中方代表沒有拒絕版權保護。但在簽訂協定的時候建議增加一個“保留條款”，即如何保護版權，需要雙方專家再行談判。這個“保留條款”，成為中國版權保護制度的歷史性開端。鄧小平舉起酒杯，與卡特總統的酒杯碰在一起。他們慶賀中美兩國跨越了歷史鴻溝。同時，中國人也應慶賀跨越了版權的關隘。
半年後，美國商務部長飛抵北京，簽訂《中美貿易關係協定》。美方毫不妥協地要求，把雙方互相保護包括版權在內的智慧財產權，列入這項協定的正式條款。並威脅說，如果沒有這個條款，美國將拒絕簽訂這項協定。
中方談判代表又一次強烈地感受到版權這個字眼兒的關鍵意義。對外開放的中國，面對的是一個智慧財產權保護十分發達的世界。我們必須作出讓步。讓出這一步，是為了跨出更大的一步。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抉擇。
中國人決定保護版權的時候，對版權究竟是什麼東西，當時並不十分清楚。不要說參加談判的外交人員，即使在與版權有著密切關係的中國出版界，也沒人能把它說得明白。
國家出版局代局長陳翰伯這天找到被人譽為“百科全書”的汪衡，詢問版權問題。
汪衡博學多識，通曉多國語言，但對版權究竟是怎麼回事，一時也講不清楚。
陳翰伯說：“你是否研究一下版權，看到底是怎麼回事。洋人都找上門來了。”
當時，中國出版界與國外出版界的接觸剛剛開始。無論是外國出版代表團訪華，還是中國出版代表團出訪，都碰到這個棘手的問題。外國人在這個問題上頤指氣使，對中國人指手劃腳：“你們隨意翻譯我國的出版物，不尊重版權，是海盜行為！”對此，我們常常無言以對。英國等國家還專門為此發來了備忘錄。這種情況，使中國出版界的對外交流以至國家的整個對外文化交流都處於十分被動的局面。
汪衡立刻將全副精力投入版權研究。然而，他手頭上沒有關於版權的任何資料，出版局沒有，其他有關部門也沒有。在首都圖書館，他在浩瀚書海中尋覓，竟查不到一本有關版權的圖書。最後，他來到北京圖書館，翻遍了所有圖書目錄，這才在一個叫作“聯合國組”的地方，翻到了《世界版權公約》英文版。聯合國每年都贈送我們一些資料，這些資料摞在一起已有幾噸重，上面落滿了灰塵，顯然沒有任何人借閱。《世界版權公約》英文版就深深地埋藏在這幾噸重的資料中。
中國把國際社會拋置一邊的時候，同時也把版權徹底地遺棄。
懸而未決的冤案：《瀏陽河》不是“湖南民歌”
人們從這樁曠日持久的官司中所看到的絕不僅僅是一個作者的個人悲歡，而是聯想到整整一代知識分子的命運。他們作為作者的署名權被輕而易舉地剝奪，他們的精神權利的其它方面如發表權、修改權、作品完整權等也不同程度遭到踐踏。儘管在三十年後他們的名字重見天日，人們從眼前的喜劇中更多的是回想起一幕幕歷史的悲劇。
這種悲劇集中地發生在所謂民歌中。
《在那遙遠的地方》是誰的創作？署名“青海民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