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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同胞的和平勞動，與女真貴族的野蠻蹂躪進行了英勇的鬥爭，建立了萬世稱頌的豐功偉績。
此後800年間，我們民族外患頻仍的漫長歲月裡，人們不僅尊崇著這位愛國英雄，而且也始終紀念和尊崇著這位偉大的母親。人們從這位封建時代的普通中國婦女身上得到啟示：母親與祖國密不可分，祖國就是我們的母親，愛母親更應當愛自己的祖國！
社會上一直流傳著一種說法：“自古忠孝難能兩全。”若以微觀看，為了國家、忠於大家而難以在父母膝下盡孝，這話是不錯的；若以宏觀來看，忠孝則是一個整體，決不存在顧此失彼的問題。
岳母刺字的故事啟示我們：忠孝可以兩全。岳飛就是由“孝”而“忠”的，一旦達到“忠”的境界，人類本能的“孝”就昇華為一種“至孝”、一種“大孝”了。
將中國歷史從宋朝往後翻閱，翻過元朝，便是明朝。
國亂出忠臣。明朝末年，大將軍袁崇煥忠心耿耿地效忠於自己的王朝。他英勇善戰，屢敗後金大軍，堅守寧遠城池，重創努爾哈赤和皇太極率領的後金之兵，甚至在敵軍三路從古北口越過長城，進圍北京至德勝門下之時，由於袁崇煥星夜馳援，使朝廷轉危為安，力扶大廈之將傾。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偉哉忠誠（2）
清軍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使用了反間之計，而昏聵的崇禎皇帝竟然聽信了讒言，於1630年在北京的菜市口將袁崇煥凌遲處死，棄屍於市。
更為可悲的是，老百姓不明真相，誤將一代忠臣袁崇煥視為“通敵謀反”的醜類，在行刑之時，沿途手持利器的民眾，竟將袁崇煥割得體無完膚，奄奄一息。
只有跟隨他多年的佘謀士深知他的忠貞、讚佩他的高潔。在悽風苦雨之中，冒著滿門抄斬的滔天大罪，在一個月黑風高之夜，潛身法場，含淚忍痛割下英雄的頭顱，將之抱回家中，埋進自己的後院，立下遺囑：“吾死後，葬於大將軍身旁，子孫永不做官，不回南方老家，世代為袁將軍守墓。”
距今三百餘年，佘氏的十七代子孫，雖是世世單傳，但卻一直遵從先祖遺訓，默默無聞地看守著墳墓。現在，已年逾花甲的佘幼芝老人一家三口，仍在這裡過著清貧的日子，日復一日地為松柏剪枝，為花草澆水，為忠烈的墓冢清掃。
袁大將軍的精忠和氣節在中華大地上世代傳承，他當年的戰敵努爾哈赤的後嗣、大清乾隆皇帝在得知真相後，有感於袁崇煥的忠誠，曾下詔：“賜諡蔭嗣，彰闡忠魂”；民國初年，在康有為的倡導下，京城商賈慷慨解囊建成了袁崇煥祠；新中國建立之初，北京市政府進行內城改造，擬將城內墳墓全部外遷，新中國的領袖毛澤東得知此事，親自批示，袁墓“若無大礙，應予儲存”。
在繁華的北京市區，人們見慣了林立的高樓，古樸的四合院，但卻很少有人知道，在崇文門東花市斜街52號，卻仍然並排而棲著一大一小兩座水泥墓冢，周圍環繞著青松翠柏。
無論北京如何在向著現代化的城市發展，無論舊房改造如何進行，上至共和國的主席，下至布衣百姓，都不會允許任何人再去觸動長眠於此的忠臣袁崇煥、義士佘謀士。
這處獨特的“城中之墓”，在生動地向我們講述著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忠”和“義”。由“忠”而引發了“義”，忠義的結合，足可以驚天地、泣鬼神，延綿不絕於千秋萬代！
忠誠的品格不僅為中華兒女世代敬仰，也為天下所有正直的人所青睞。有一本跨越了時間和空間的暢銷書《致加西亞的信》，給了我巨大的震撼，也引發了我深沉的思考。
100多年前的1899年，美國與西班牙交戰期間，美國總統麥金萊將一封信交給安德魯·羅文中尉，語重心長地對他說：“年輕人，我選派你去完成一項神聖的使命——把信送給加西亞將軍。他可能在古巴東部的一個地方等你。你必須把情報如期安全地送達，這事關美利堅合眾國的利益。”
羅文肩負祖國的重託，牢記總統的叮囑，在三個星期中，克服了重重困難，想盡了種種辦法，不辱使命，勝利完成任務，被授予“傑出軍人勳章”。
1899年2月22日，美國著名出版家阿爾伯特·哈伯德就這件事有感而發，奮筆疾書，用一小時寫下了《致加西亞的信》，刊登在自己創辦的《菲士利人》雜誌上。
始料不及的是，《致加西亞的信》竟然不脛而走，成為當時社會上的暢銷書。到1915年作者逝世為止，已發行4000萬冊，創造了一個作家有生之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