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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部茶引司的官員恨不得你能多領幾道，甚至於連土特產品都不需要帶，就順利地辦好了手續。
漸漸地，經營茶葉的人越來越多，各省的茶引分配定額遠遠不夠使用。前來北京辦理茶引手續的茶商往往一等就是幾個月，還領不到手續。於是，託人求情，走老鄉的後門，送土特產品等等辦法，就派上了用場。
南方的茶商總是比其他地方的茶商聰明，先行一步。他們或乾脆塞銀子，或者與司官們合起來，算股份。更有一種聰明人，不去辛苦地販茶葉了，卻在北京就地紮根，找個客棧或買套四合院，專倒騰茶引。這個買賣最合算，既不冒風霜雨雪之苦，也不受茶引道數的限制，與茶引司的司官們勾結起來，一轉手，官價課稅的茶引，一道就能賣出十兩銀子去。
多數茶商並無門路，只能甘願挨宰，再把損失加在茶價上，使普通的紅茶也快趕上過去極品毛尖的價錢了。
太平軍起，茶葉主產地兵分遍地，道路梗阻，茶商時被劫掠，採運不便，很多的茶葉店關門停業。大部分的茶葉商人也呆在家裡，不願意出門了。
這樣，戶部茶引司一向車水馬龍、門庭若市的景象變得門可羅雀，茶引想發都發不出去，課稅就更不用提了。一旦有個把不怕死的茶商前來領引，那些高傲的司官竟然像見了親人一樣熱情得都過了頭。臨走甚至於還有回送一些京都特產綠豆糕之類的事，弄得過去眼紅他們的其他司的司官們一見面就嘲諷他們。
幾年下來，不但朝廷的財政收入急劇減少，而且直接影響了西北茶葉的供應，危及到邊疆的安全問題。太平天國被平定之後，調任陝甘總督的左宗棠上書奏稱：
“國家按引收課，東南唯鹽，西北唯茶。茶務雖課額甚微，不足與鹽務相比，然以引課有無為官私之別，與鹽務固無異也。道光年間，兩江鹽務廢弛，先臣陶澍力排眾議，於淮北奏改鹽票，鹺綱頓起，且有溢額；曾國藩克復金陵，猶賴票鹽為入款第一大宗，其明驗也。鹽可改票，茶何不可？……今擬仿淮鹽之例，以票代引。”
這就是說，左宗棠看到茶引制度無法實行，不改革不行了。他援引老朋友也是老東家、原兩江總督陶澍在官鹽經營上發放鹽票的辦法，要在茶葉經營管理中也實行茶票制度。
茶票發放的具體辦法是：一是要把茶商以前所欠的茶稅全部免掉，而且不準再亂收其他雜費；二是不分省域定額，只要你想經營，都可以領票，不論多少。凡是在陝西與甘肅兩省經營的茶商，一律要在領票時把稅上了。一時缺錢的，可以在當地找擔保；三是正稅按所得稅繳納，雜課按營業稅繳納。分兩種，內銷的，一引繳納白銀一兩，至多不準超過二兩。出口的茶葉，則要加一倍繳納。
左宗棠為了鼓勵茶商運茶，與湖南省巡撫協商，凡是領有甘肅省茶票的茶商運茶過境，只徵納稅額的百分之二十，其餘的百分之八十由甘肅省負責補賠。
左宗棠的這一改革措施，是一舉兩得。既激發了甘肅茶商從湖南運茶的積極性，又解決了長期拖欠的湖南對口扶助甘肅的款項問題。
第一年，左宗堂擔心茶票發不出去，甘肅全省只發放了八百三十五張茶票，但沒想到竟然被茶商一搶而空。僅蘭州幾家大的茶莊就幾乎領走了六百張票。其中馬爾駿的“泰魁興”茶莊與吳孝增的“乾茂升”茶莊就領走茶票一百五十張。
新茶票比過去的茶引數量大，每票准許販茶四十包，每包淨重正茶一百斤，副茶十五斤。
《菊花醉》第八章（2）
茶商領票後，就可以直接到湖南安化以及其他產地販茶，從水路或陸路運到西安西北一百餘里的涇陽縣，在那兒壓制成磚茶，包裝成封。每一封按規定為五斤，一票茶裝八百封，淨重四千斤。
當時的稅額為每票徵銀二百五十八兩，初領票先繳一百兩，然後從涇陽把茶運到蘭州入庫，再繳一百五十八兩。茶須先入茶庫，即為官茶，待茶商納完稅後，即可按數領出，自己銷售去了。
二
吳孝增與馬爾駿合作了不到一年，利用左宗棠的新經濟政策與湖南老家的採購運茶的優勢，狠狠地賺了一把。
第二年開始，他因為經營上的意見不同，與馬爾駿分道揚鑣了。但此時他已經是名震西北的大茶商了，經過一番歷練與花鬱青的教誨，他對茶葉的興趣也越來越濃。他不但把分號開到了甘肅全省，而且在涇陽辦了一個壓磚茶廠，一個月壓的磚茶，幾乎佔了全涇陽壓茶廠的一多半。
新疆的茶葉進貨，全歸甘肅省管理。就是出口到俄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