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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結果也都不大好,都是失敗、被貶、被恥笑,弄得青鼻灰臉,只得自謔為“放翁”,直到乘鶴西去見孔大聖人時還想著“但悲不見九州同”,令一詠三嘆,真是空負一腔報國熱情。
元明清時期
(元明清時期,文人地位淪落了,元、清是少數民族對多數民族的“大一統”,文化心理上自卑自然會對代表先進文化的群體——讀書人異常刻薄。而朱元璋是草根皇帝,屬於苦大仇深,翻身做了主人,自然也會對有心理優勢才子發動一場場血腥“征服戰”。所以,這個時期的才子們過得最壓抑。)
關漢卿,“雜劇班頭”,“生而倜儻,博學能文,多才多藝,滑稽多智,蘊籍*,為一時之冠”,如此出眾人物竟混跡於行院勾欄,以“我是個蒸不爛、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響噹噹一粒銅豌豆”自嘲。一生與官場絕緣,只是大元朝太醫院一個普通醫生而已,可謂棄醫從文的魯迅的革命先驅。雖然沒有“學而優則仕”,卻成為“元曲”的帶頭大哥,開闢中國文化新領域。
王冕,元末通儒,幼時家貧,放過牛,屬於貧寒士子,屢次應試不第後,將舉業文章付之一炬。他奇裝異服,有“狂士”風度,堪為楊二瘋婆祖宗十八代,經常頭戴高帽,身披綠蓑衣,足穿木齒屐,手提木製劍,引吭高歌,往返於市中。或者騎黃牛,持《漢書》誦讀。著作郎李孝光欲薦作府吏,冕宣稱:“我有田可耕,有書可讀,奈何朝夕抱案立於庭下,以供奴役之使!”有關漢卿種子色彩,後朱元璋帶兵逼他出山,他不從,一代通儒竟莫名奇妙的作古了。
高啟,明初大才子,“吳中四傑”帶頭大哥,無非是給蘇州知府魏觀寫個上梁文,討杯薄酒喝喝,一不小心寫下“龍蹯虎踞”四個字,成為現行反革命,結果腰斬棄市。腰斬本就是攔腰砍斷,卸成二塊罷了,而草根皇帝朱元璋哪肯讓反革命分子這麼好死,下道聖旨要求將高啟同學卸成八塊。有野史說,卸成八塊的高啟竟一時死不了,手醮自己的鮮血,連寫三個“慘”字。的確很慘。
徐文長,中國式梵高,生時寂寞,死後併為後人頂禮膜拜。他一生遭遇可惟“落魄人間”,出眾之才卻八次鄉試名落孫山。入幕胡宗憲,參加東南沿海抗倭鬥爭,屢出奇計,搏得“東南第一幕僚”,後嚴嵩當權,胡宗憲被捕,他深受刺激,一度發狂,精神失常,蓄意自殺,竟然先後九次自殺。後又因疑繼室張氏不貞,居然殺之,因此入獄七、八年,獲釋後,拋開仕途,杜門謝客,最後在“幾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南腔北調人” 的境遇中結束了一生。死前身邊唯有一狗與之相伴,床上連一鋪席子都沒有,悽悽慘慘。
李贄,少有的思想者,12歲開始作文,26歲中舉人,30歲至45歲為官,先後任河南輝縣教諭、南京國子監博士、北京國子監博士、北京禮部司務、南京刑部員外郎和郎中,最後出任雲南姚安知府。一個思想叛逆者,終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罪名收捕,並焚燬他的著作。李贄入獄後,聽說朝廷要押解他回福建原籍,他感慨地說:“我年七十有六,死以歸為?”於是請一位剃頭師傅為他剃頭,其間乘人不備奪過剃刀自殺身亡。
金聖嘆,學生運動領袖,狂放不羈,能文善詩,因歲試作文怪誕而被黜革,後應科試,名列第一,卻絕意仕進,以讀書著述為樂。評註不少古典,世稱“奇才”。金聖嘆因為民喊冤,寫下《哭廟文》,罵吳縣縣令任維初和浙江巡撫朱治國“鼠窩狗盜,偷賣公糧”,帶著學生到孔廟痛哭三日,終被處於身首異處之極刑。人頭落地時,竟從他耳朵裡滾出兩個字:“好”!“痛”!
曹雪芹,明清小說的帶頭大哥,出身於“百年望族”,曾祖起三代世襲江寧織造一職,達六十年之久。後曹父因事受株連,被革職抄家。從此,家道中落,深受顛沛流離之苦,飽嘗人間艱辛。晚年,移居北京西郊,竟已舉家食粥,靠賣畫和朋友救濟而生,期間奮筆疾書《紅樓夢》,乾隆二十七年,因幼子患天花無錢醫治而夭亡,他悲不自勝,積憂成疾,於同年除夕悵然辭世。
鄭板橋,“揚州八怪”的帶頭大哥,“八怪”們對當時盛行於官場的卑汙、奸惡、趨炎附勢、奉承等作風深惡痛絕。他們以“魯連”、“介之推”為楷模,至死不願做官。鄭板橋做了官,文采蓋世,做官哲學是“吃虧是福”、“難得糊塗”,並煞有介事地再加上個注:“聰明難,糊塗難,由聰明而入糊塗更難”。一生只不過是個七品小官。看來,才子們最多隻能做個縣官。
二十世紀,新文化運動來到中國。“新文化運動”在中華文化史上被稱為繼先秦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