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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但是語氣始終保持從容。他似乎不願意激怒司馬光。
“隋煬帝的確為大唐的繁榮打了基礎。所謂為王前驅，便指今日之事。如今國庫每年的收入，雖然也有一億貫、石、匹，折算成銅錢，約合六千萬到七千萬貫，但是開銷用度驚人，儘管陛下即位以來財政好轉，但每年能夠節餘的錢，也不足六百萬貫。這些節餘，要防備邊境之用度，災害之發生。若按蘇轍、石越的建議，則所有節餘全部花掉尚且不足。若是一年，或者還可以勉強節約，但是整個計劃，短則五年，長則七十年甚至一百年，國庫如何承擔得起？如此，按例朝廷不得不增加稅收，然而百姓的負擔已經很重，如何可以再加稅？且修路開河，是強徵勞役？還是僱工進行？強徵勞役，則有官逼民反之虞，陳勝吳廣之事，指日可待！若是僱工進行，則國庫又從哪裡去找出來這筆錢？朝廷處處要用錢，臣以為這等事情，不如留待後世去做。”司馬光的分析，讓趙頊深以為然。
“臣以為並非如此。譬如第一年投入八百萬貫，其中三百萬貫的民屯費用自然暫時看不到回報，但是卻也沒有白白花掉。而只是朝廷將來自百姓的三百萬貫費用，又還給了百姓。從長遠看來，這筆錢是肯定能收回的。其中更有一百五十萬貫，百姓將用力役的形式償還。而修路的五百萬貫，臣非常同意司馬大人的觀點，以為絕對不可以強徵民夫，而應當採用僱工的形式——如此，至少有十萬農夫從中獲益，如果我們控制好時間，整個工程只在農閒時進行的話，則無疑有許多的百姓增加了一筆額外的收入；而且，此外還有供給原料的許多工人，也會從中獲益。可以說，朝廷是用這種形式，將五百萬貫稅收還給了民間，而且還修葺了一條從汴京至廣州的官道——百姓們拿著掙到的這筆錢，又可以去生產，去購買，間接又可以提高朝廷的稅收，而官道的修葺，將節省許多的運輸開支，促進從廣州至汴京沿路的流通，於是不僅朝廷，包括百姓，也可以從中獲利……所以，臣以為，剋剝百姓自然會導致亡國，但是如果朝廷採用一種溫和而寬厚的方法來進行這個工程，則官民都將從中獲益……”
石越這種經濟思想，無論是趙頊與司馬光，都是聞所未聞的。
趙頊沉思良久，才說道：“石卿所說，的確有讓人茅塞頓開之感。但是朕卻不明白，應當如何去計算這筆鉅額資金投入進去之後，間接又能給朝廷帶來多少收益呢？”
這樣複雜的經濟預測，一下子就把石越問倒了。石越顯然沒有料到皇帝會問這個問題，想了半晌，還是老實的搖頭說道：“陛下，要準確的預測這筆投入帶來的效應，給國庫的稅收帶來多少增長，臣暫時還無力做到。可能需要進行許多的統計、分析、計算，才有可能做一些大概的預算。但是它本身能帶來一系列好處，卻是肯定的。”
趙頊沉默良久，道：“這件事關係太大，朕以為需要慎重。”
“陛下英明。”司馬光接過話題，不知道是因為石越並不是想要強徵民夫修路；還是石越的經濟新思維對他有一些觸動，語氣之中，司馬光已經明顯帶了幾分善意，“臣以為這樣的大事，還是應當權衡利弊。如果不能準確預測可以獲得多少回報，就不顧國庫的實際情況進行用度，的確有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石越默然無語，他心裡依然相信，要從根本上解決宋朝一系列社會問題，要麼就要憑藉發達的工商業吸收大量的貧民與客戶，從而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進行分配；在沒有近代工業之前，則只能採用鼓勵傳統工業、商業發展，並且尋找新的土地進行農業開墾這樣多管齊下的辦法。如果沒有新的土地去吸收大量的勞動力，創造更多的財富，任何一切變革，都只能是治標不治本。除非他要徒勞無功的去學王安石方田均稅，向整個社會既得利益正面挑戰；或者去美洲找回高產作物種子，從而在有限的土地上創造更多的財富！湖廣地區的嚴重欠發達，可以說是上天留給石越最好的禮物。在耐寒高產作物出現之前，這裡幾乎是當時中國大地唯一的**地。而最妙的是，在這裡，大宋朝廷的高官們既沒有什麼重大的利益，而四路的居民，對朝廷的決策也明顯缺少影響力，因為移民過程中可以預見的主要矛盾，不過就是漢蕃矛盾。
但是這樣的巨大的工程，是需要很多錢來支援的。他甚至還無法效仿美國對西部的開發，中國人對鄉土的重視，湖廣特別兩廣被視為“瘴癘之地”，足以讓絕大部分的人將彼處視為畏途，因此移民的過程，既要誘之以利，也要有官府進行組織……再伴隨著開發南方的計劃，一筆龐大的開銷實在不可避免。
所以石越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