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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仍屬Ｇ類，她對此始終想不通，在我將要離任回國時，她辭去了聯合國的工作。在臨別之際，我於１９８８年１月２６日給她一封信，對她獨立完成工作的能力、質量與速度予以高度肯定，對她為聯合國、為技合部所作的貢獻表示感謝。
我擔任司長短短三個月後，技合部進行精簡，原來的五個司壓縮成四個司，各司的職能也作了適當調整。原規劃與執行司撤銷，其職能分別併入其他四個司，掌管技術合作專案的財政與預算管理處併入方案支助司，而國別專案規劃與評估處以及發展計劃諮詢處則併入我司。同年７月１日起，我領導的司改名“政策、規劃與發展計劃司”。
政策、規劃與發展計劃司在總部有職員９７人，其中專家１１人，另在亞非拉國家有專案人員數百人。該司下設３個處，它們的職能分別是：
１．政策協調處： 制訂技術合作活動全面政策，負責政策方面的對外聯絡；撰寫秘書長關於聯合國技術合作活動的年度報告，提交聯合國大會審議；管理聯合國技術合作經常方案，籌募信託基金；出版宣傳品，等。
一個人才雲集、業務繁多的司（2）
２．國別專案規劃與評估處：對本部執行的專案按區域與國別進行管理；為發展中國家進行專案規劃；對本部執行的專案進行評估。此外，該處是本部與發展中國家政府以及兼負技合部常駐代表職能的開發計劃署常駐各國代表處的聯絡中樞。
３．發展計劃諮詢處：幫助政府制訂經濟發展計劃和培訓幹部；幫助建立預報系統和專案資料庫等；協助世界糧食署對政府的糧食援助申請作出鑑定並對該署的活動進行評估；為最不發達國家召開的捐助國圓桌會議準備資料並在會後追蹤落實等。
發展計劃諮詢處的歷史較長，於上世紀六十年代開發計劃署成立後不久建立，隸屬當時的技術合作廳，技合部成立後歸入該部規劃與執行司，１９８３年改組後併入我司。該處聘有經驗豐富的專家，他們不贊成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中央集權式的制訂計劃，也不採用起源於法國後被日本、荷蘭、瑞典等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採用的“指示性”計劃方針，他們自己擬出一套制訂發展計劃的指導方針，包括程式、方法與技巧。受援國反映他們幫助制訂的發展計劃簡易、切實可行，使得制訂經濟發展計劃變得容易得多了，而且還幫助解決諸如建立預報系統與投資專案資料庫等，所以申請這方面援助專案的國家愈來愈多，在１００餘個國家均有發展計劃援助專案。
在這個處管理下，作為技合部的一個專案，在日本名古屋設有聯合國地區發展中心。該中心１９７１年由日本政府資助１３００萬美元建立，１９７７年進行過一次改組，其任務是為亞洲國家提供一個培訓與研究的場所，並就發展計劃提供諮詢、教學以及資訊服務。它經常在日本的東京、京都、靜岡、名古屋等地就城市建設、人類居住、環境、防災等問題舉辦大規模的國際討論會，得到日本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大力資助。該中心每年向技合部繳付一筆數目可觀的行政費。聯合國的某些機構對之垂涎，想從該部手中拿走此專案的執行權。這個中心一直是我重點關注的一項業務，每次有重要的活動，只要時間允許，我必去參加。１９８５年８月，我到名古屋參加該中心聯合日本學術界舉辦的環境問題國際討論會，日本雜誌曾刊登聯合國人類居住中心主任拉馬昌德蘭（Ａｒｃｏｔ Ｒａｍａｃｈａｎｄｒａｎ）、聯合國地區發展中心主任佐佐波修彥（Ｓａｓａｎａｍｉ）與我出席該討論會的情況。
聯合國地區發展中心主任一職由日本方面提名、技合部批准。我去東京訪問時，日本外務省官員特別對我表示，人選的最後審批權屬聯合國，日本政府不加干涉。１９８６年上半年，技合部收到來自日本的一封匿名信，說佐佐波修彥教授不懂業務，熱衷於出國考察旅行等，言外之意是，這位教授沒有當主任的能力。該年９月，我去名古屋參加關於制訂地區發展計劃時如何預防災害國際討論會，乘機調查此事。我發現舉報內容與事實有距離，比如，主任的旅行計劃和預算是經過我司批准的，並未發現超越情事。至於能力，如按聯合國的考績標準衡量，他並非在水平以下，而且表現開拓進取，不能說不夠格。經瞭解，有人懷疑匿名信系該中心副主任（印度籍）所為，此人平時就散佈過這類針對主任的話，人們猜測他想取主任之位而代之。事情敗露後，這位副主任不久即辭職。我後來得知，印度一個名牌大學聘他去當副校長了。
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開始，發展計劃諮詢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