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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財富而把大約“1500萬非洲人”捕捉，用船隻運來西半球。
這些黑奴的家庭被拆散，男女被分開，擠在甲板下。“那裡的高度有時候都不到5英尺”，需要航行“6到10個月”。在這麼侷促、苛刻的條件下，“歷史學家們估計大約有200萬奴隸在抵達目的地之前喪命”（57頁）。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歷史部分，則介紹剛剛出現的電視“改變了美國人的休閒習慣”。由於市區擁擠、上下班不方便，不少大企業開始在郊區建立總部。新技術出現後，人們又可以“遠端工作”了，在家裡辦公，“靠因特網、電話和傳真與外界保持聯絡”（725頁）。
這些新技術、新思維，以及隨之而變、與之適應的新機制等等，對文學、對大眾生活的各個方面，從實體到形式都帶來了深刻的影響，“雖然這種影響似乎不如變化本身那麼富有戲劇性”（723頁）。
就在這些不動聲色的描述背後，我們留意到的是“人”為本位的自由理念。
一切“進步”應以“個人”的便利、安全、自由、愉快和社會資源的低消耗與更加有效、更為最佳化的配置為準則。
推進它們的因素，則是完全自由的市場背後之利潤的最大化。
中國人通常有一個誤區，以為只有大河滿了，才有小河的滿，其實這是一種“忘恩負義”、顛倒本末的看法。
想想看：為大河輸送水流的是誰？
是千千萬萬條小河。
所以，應該是先有小河的滿，才有大河的滿。
也就是說，大河的滿不滿，要以這些小河河水的多少、深淺為依託。
這方面，歷史對我們的教訓恰恰是最為深刻的。三年困難時期以及後來的“*”時期，中國的老百姓連吃的都沒有，市民生活必需品實現定量、票額配給制，農民則是集體分配製。有限的供應即使在風調雨順、政治寧息的年代，也只能使廣大民眾處於吃不飽、餓不死的狀態。
原因在哪裡呢？它缺少了什麼呢？
我認為，它最大的缺席正是作為自由個體的“人”的缺席，正是想堵死所有小河積水，而試圖集中全部力量，挖一條亙古以來、全球最大的河，以為先讓這條大河滿了，才能濟救分岔縱橫的億萬條小河裡流水的不足或乾涸狀態。
孰料事與願違，在一條大河裡共吃“大鍋飯”的日子，調動不了“個人”創造力、積極性，缺乏利益上的動力，那條河怎麼也挖不大，儲蓄的水量怎麼都高不上去，弄得平民百姓苦不堪言、窮困潦倒。
現實一次又一次地證明，誰都不是超人，社會大眾絕大多數都是俗人，驅動他們迸發智慧、才華、力量的最佳要素，是個人利益，我們不應鄙薄這種利益力量，相反，應該正視它，為它制定公正、公平、透明的規則，並把它向著最佳化人類文明福祉的方向，作良性的引導。
政府的要務不在別的，就在於從賽場上退出，只當裁判，制定規則，維護規則的公正、公平與透明。
美國人的歷史顯示，它的政府在這方面是稱職的。
《美國語文》裡所選範文，愈是早期，愈是突顯了這些方面的思想內容，以說明公正、公平、透明之人道、文明的“和平法則”，來之不易，那是一代又一代美國人傑出而智慧的頭腦，和犧牲與奮爭精神，在特殊條件下有機化合，得到多數民眾理解、支援的結果，最終也贏得了全世界文明人的共同仰重，紛紛效仿。
美國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都應記住這些光輝的名字：既是政治家又是啟蒙人物的本傑明&；#8226；富蘭克林（《國家的誕生》第一、第三課、第四課》）、托馬斯&；#8226；潘恩（《國家的誕生》第二課）、托馬斯&；#8226；傑弗遜（《國家的誕生》第二課）、亞伯拉罕&；#8226；林肯（《分裂、和解與擴充套件》第二課），政治家華盛頓（123頁）、亞當斯（123頁）、帕特里克&；#8226；亨利（《國家的誕生》第三課），哲學家愛默生（《國家的發展》第一課、第五課）、梭羅（《國家的發展》第六課），神學家愛德華茲（《文明的交會》第五課），軍事家羅伯特&；#8226；E&；#8226；李（《分裂、和解與擴充套件》第二課），美國最偉大的作家之一馬克&；#8226；吐溫（《分裂、和解與擴充套件》第四課）等。
文學史之成為文學史，在美國人眼裡，不僅應該包括上述這些著名人物，還應包括那些民族傳說（《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