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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剝奪或擠佔受新中國憲法保護的私有房屋的情況，而且長期得不到徹底解決。所以，應該落實憲法，將這些房屋完全還給合法的產權人，保障他們的權利。這樣，大量的大雜院問題就能夠得到解決。
另外，對商業性的房地產開發，應該建立產權交易的談判程式，嚴禁行政強制力介入。這樣，老百姓對自己的家就有信心了，就敢修自己的房子了。
這樣，政府只需明確四合院和衚衕的修繕標準，因地制宜地改善市政基礎設施條件，便可依靠廣大民眾的力量，實現街區及舊城的復興，從而根本摒棄那種成片拆除的錯誤做法。
今天我主要就是想談談以上這幾個方面的問題，第一，上世紀50年代以來的城市規劃對我們今天的生活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第二，我特別想強調，交通政策和城市形態有著一一對應的關係。第三，如何認識北京古城，如何評價元大都的規劃。最後，危房問題應該怎麼看待，怎麼解決。
好，我就講這麼多，謝謝大家！
主持人：剩下的時間我全包了。王軍的《城記》不僅僅是一部北京舊城改造五十年變遷的歷史記錄，在這份歷史記錄的背後，有更多的內容是需要我們細細品味和體悟的。我挑出來三段，再給大家念念，看聽後會有什麼感悟。
第一段：“1951年8月15日，梁思成致信周恩來總理，希望能夠‘在百忙中分出一點時間給我們或中央有關部門作一個特殊的指示，以便適當地修正挽救這還沒有成為事實的錯誤。’”但很快，大規模的建設迫在眉睫。“梁思成陷入了複雜的心境，後來他甚至稱毛澤東不懂建築。”據原中國建築學會秘書長汪季琦口述回憶：“梁思成說：毛主席可以領導政治、經濟，但他不懂建築，是不能領導建築的。針對此說，彭真講：我們開始也是覺得自己是外行不能領導內行，可是後來想來想去還是覺得只有外行才能領導內行，照你所說，毛主席在軍事上也不能說是內行，他不會開坦克，也當不了士兵。比如，梅蘭芳他也只能唱青衣，他就唱不了花臉。可是他就可以當戲劇學院的院長。一個人不可能行行都會，但他是制定方針政策的人。”這是作為政治家的執政者說的話。
再看第二段，作為學者和政府官員的吳晗怎麼說：1953年5月，北京市的交通事故簡報稱：“女三中門前發生交通事故4起，主要是因為帝王廟牌樓使交通受阻所致。牌樓的戧柱和夾杆石多次被撞，牌樓有危險。東交民巷西口路面坡度過陡，又有牌樓阻礙交通，亦屬事故多發點。”於是，5月4日，北京市委就向中央提出一個拆除方案。5月9日中央批了，並指出為取得人民的擁護，必須進行一些必要的解釋。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擔起了解釋拆除工作的任務。我們來看王軍的描述：“梁思成與吳晗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梁思成認為，城門和牌樓、牌坊構成了北京城古老的街道的獨特景觀，城門是重要街道的對景，重重牌坊、牌樓把單調筆直的街道變成了有序的、豐富的空間，這與西方都市街道中雕塑、凱旋門和方尖碑等有著同樣的效果，是街市中美麗的點綴與標誌物，可以用建設交通環島等方式合理規劃，加以保留。
“據吳良鏞回憶，梁思成一次當著吳晗和市政府秘書長薛子正的面，對周恩來說：‘我對這兩位領導有意見，他們不重視城樓的保護。’
“當年在國務院工作的方驥回憶起梁思成與吳晗的一次衝突：梁先生為了舊都多保留一些有價值的牌坊、琉璃宮門等古建築，在擴大的國務院辦公會議上，和自稱‘改革派’的吳晗同志爭得面紅耳赤，記得有一次，吳晗同志竟站起來說：‘您是老保守，將來北京城到處建起高樓大廈，您這些牌坊、宮門在高樓包圍下豈不都成了雞籠、鳥舍，有什麼文物鑑賞價值可言！’氣得梁先生當場痛哭失聲，這都是我們這些在場作記錄的同志耳聞目睹的事實。
“1953年的一個夏夜，林徽因與吳晗也發生了一次面對面的衝突。
“那是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局長鄭振鐸邀請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歐美同學會聚餐。席間，鄭振鐸感慨道，推土機一開動，我們祖宗留下來的文化遺物，就此壽終正寢了。林徽因則指著吳晗的鼻子，大聲譴責。同濟大學教授陳從週迴憶道，雖然那時林徽因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與氣氛中，真是句句是真情。’”若把此處的描寫與吳晗在“文革”中的遭遇聯絡起來看，我們會怎麼想？
再看第三段：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召開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就“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