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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說，王軍，你幹嗎不去住啊？你老說要保護北京城，那些破房子你怎麼不進去住啊？
我對他說，告訴你我的答案，第一，我當然不願進去住。
他就哈哈大笑，你瞧你也不願意嘛。
我說，第二，希望你換個角度來想，如果你是這個房屋的產權人，你怎麼看？
他說，產權人？這些四合院還有產權嗎？
我說，告訴你，它們有著新中國憲法保護的產權。北京市1949年成立的公逆產清管局，接收的是舊政府的公產，沒收的是“反革命”的房產。清管完成後，1953年對私房發放了房地產所有權證，憲法是保護它們的權利的。當年，北京市發了證的私房將近舊城及關廂地區房屋間數的百分之七十。
我又問他，你買了房沒有？
他說買了。
我說，好啊，這樣吧，哪一天突然再搞什麼政治運動，你們家住進一批人，廚房住著老張家，客廳住著老李家，我王軍作為市長到你們家深入調研，一看老百姓住得那麼慘，就下令：拆掉！你同意麼？
他傻了。
我說，北京的房子為什麼變成今天這個樣子，就是因為發生了大量這樣的問題，這些是歷史遺留問題，依照憲法是應該得到解決的。
現在許多人都買了房，據建設部2003年統計，中國城鎮房屋都是私有或自有的了，新老私房主都在同一個法律環境的庇護之下，誰不舒服，其他人都不會感到舒服。
事實上，有一些買了樓房的人，也遭遇了被強拆的情況。有位朋友給我打電話說，哎，王軍，我這房子能裝修麼？那是80年代的樓房，他還問我能不能裝修，就是怕被拆啊，因為老四合院被拆完了，就要去拆老樓房了，雖然我的朋友已購得了產權，但他仍沒有安全感。
四合院之所以危破了，就是因為被搞得誰也不敢買，誰也不敢修了，我買了、修了之後，被拆了怎麼辦？況且人家佔了我們家房子，到現在還沒有搬出去呢。
有一次開會，區政府的一些幹部說老百姓強烈要求拆遷、強烈要求危改。我就對他們說，第一，是哪些人強烈要求拆遷和危改？按照北京市現在的拆遷政策，你要回遷，平均每戶要交十五到十八萬元，你交得起麼？他們都是窮人啊！你不回遷，拿錢走人，平均每戶能拿十到十五萬元，這能在北京安居嗎？政府說，你可以貸款，但他們多是低收入者，能逼迫他們這輩子不吃不喝把命都搭給銀行嗎？
我說，在這樣的政策下，到底是誰在強烈要求拆遷呢？據我調查瞭解，恰恰是那些非產權住戶，他們在外面擁有第二套住宅之後，對拆遷往往抱有強烈願望，因為一拆，就能把不屬於自己的房產變現為補償款收入私囊了。危房改造豈能只滿足這些人的利益？
上世紀50年代初期，北京舊城內的危房率僅為，房屋基本保持健康，為什麼在後來的經濟發展時期，城市的細胞——住宅爛掉了呢？而在以前，哪個皇帝抓過危舊房改造呢？沒有啊！都靠老百姓自己修，不用政府掏錢。
曾經有一次政府想掏錢，但沒有成功，就是清朝初期的時候，清兵入關，把內城的房屋全部圈佔，把漢人趕到外城去住。圈佔的房屋都成了公房，叫旗房，以分配的方式分給旗人住，但到後來，扛來扛去扛到乾隆皇帝那會兒就扛不下去了，蓋房子修房子對政府來說是很大的負擔，旗人又發生了分化，有的人必須靠典當房子生活，政府一打擊，他就沒法過日子了。怎麼辦？乾隆皇帝就把它“房改”了，向個人出售了，這樣，每家每戶就自己修繕了，當時規定房屋買賣只能在旗內進行。到咸豐皇帝那會兒，旗內外都可以買賣了，好比“央產房”上市，也走了這麼一遭。
所以，應該透過確保住宅權利的穩定以及市場交易的公正來保持城市房屋的健康，我們中國有個詞叫“源遠流長”。什麼是“源”？這個城市生命的“源”在哪裡？就是它的細胞是要有生命力的。細胞的生命力在哪裡？就是它的財產權必須是穩定的。只有這樣，房主人才敢真金白銀地去修他的房子，這個細胞才會有活力。“流”是什麼？是一個公平交易的市場，你要我王軍的房子，我們得談判吧，你不能拿推土機來嚇唬我吧？只有這樣，市場才會建立對房屋產權的信心，它們才會有交易價值，才會“流水不腐”。
城記：北京舊城改造五十年（9）
回顧這段歷史可以看到，靠老百姓自我修繕，靠市場自由交易，無需國家財政支援就能夠使城市的房屋基本保持健康。可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