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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懷疑，不管是寫哪一種日記，也無論是哪一種寫日記的人，潛意識裡的快樂都是一致的。貓捉老鼠，人畢竟是傳播的動物。換句話說，如果託太不是那麼執著地要看老公的日記，託翁的日記說不定就不會記得那麼勤，內容可能也要空洞乏味得多。一個人有了日記（ 隱私 ）還不夠快樂，缺了潛在的讀者，快樂就不會完美。在這個意義上，託翁的快樂大於魯迅，魯迅的快樂高於莎菲，而莊雅婷以及萬千部落格們的快樂，則遠在他們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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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聲電影發明以後，電影裡的人不僅開始說人話了，而且，同一部電影裡也開始出現說著各色人話的各色人等。對白裡之所以會蹦出幾句外語，通常是為了渲染某種異國風情，一般也只是做個引子，點到為止。段子說，英語作文課，老師出的題目是“當黑羊碰到白羊”，起首提示曰：“One day the black goat meet the white goat on a bridge……”
一中國小學生偷懶，靈機一動，揮筆寫道：Then the black goat asked the white goat： “Can you speak Chinese？”The white goat answer： “Why not！”
接下來，羊兒們就全程以中文問答了……
電影裡對外語的處理，基本都是這個路子。好萊塢電影裡偶爾冒出幾句西班牙語，都會打上英語字幕（ 每到這種時刻，臺版HBO的中文字幕就會忠實地同步出現“西班牙語”四字 ），但畢竟也就只限Then the black goat asked the white goat，接下來，一概以英語對答如流。對中國電影觀眾來說，電影裡的外語可以被分成兩類，即外語原版和“譯製腔外語”，後一種類別，即不管是“他好像說了世界革命萬歲”（《 列寧在1918 》，俄語 ），“嘿，當兵的，你不守信用，你不等我了？”（《 葉賽尼亞 》，西班牙語 ），“一直向前走，不要朝兩邊看”（《 追捕 》，日語 ），除早期譯製作品都有明顯東北腔之外（ 主要都是電影裡蘇聯人，也包括《 牛虻 》裡的義大利憤青 ），在聲調上一概都表現為一種讓中國觀眾深信這就是從老外嘴裡說出來的充滿了外語情調的現代漢語。
此外，中國電影裡還有一種更為複雜的外語，即日本鬼子說的話。抗日片裡的鬼子，有時也講日語，但一般只講一兩個短語，剩下的不是交給翻譯官處理，就是改說中文，再佐以語氣、表情、身體語言及劇情上下文，觀眾完全明白。不過，在大多數情況下，電影裡的鬼子都愛講一種“協和語”，即滿洲國時代日本在東三省推行殖民教育時使用的一種以漢語為基礎，混入日文詞序的雜湊新語，是一種帶有脅迫性的東北“洋涇浜”。在抗日片的影響下，“鬼子話”已成為現代漢語中的一種特殊的亞語言，王朔曾這樣寫道：“我們不知道這些電影有什麼值得批判的內容，只是如飢似渴地吸收那裡面的人物性格和隻言片語，就像學習自己的神話傳統和古老方言。那使我們看上去似乎變得是一個擁有自己獨特文化的部落，從電影起源，長出自己的根。那幾乎、差點發展為一門可用於交際流利表達思想的外語，你要不懂，就沒法跟我們相處。當你站在一個高處，心情很好，打算抒抒情，你要說日語：兔子給給媽耶。還有一些日語、協和語：吃飯是‘米西米西’；徵求別人意見是‘那你’；有人敲門是‘什麼的幹活’；給別人添噁心是‘衛生丸新交的給’。”
有一在北京出生長大的女老外向我誇口說，全世界老外裡能把中文說得像她那麼溜的，絕不超五人，一個有力證據，就是她會講電影裡的“鬼子話”，當時在廣州某咖啡館裡她就大聲來了一句“廣州的花姑娘的大大的沒有沒有！”一時竟語驚四座。
新近的影視作品有一種風氣，即凡有日本鬼子，凡開口說話的，必說日語。前不久的《 亮劍 》，眾鬼子不僅個個講日語，而且大段大段講，放開了講，既討論戰術，也談論人生，感覺好像是在看漢語配音很不完整的盜版日劇。再看演員表，清一色同胞，據說除一位扮演日軍軍官的中國日語教師之外，劇中所有鬼子所說之日語臺詞，都是照著日語教師逐字逐句寫下來的中文音標死記硬背，目的是追求戲的質感。儘管有批評說演員的日語臺詞不僅發音不準，有大量語法錯誤，敬語和自謙語亂用，而且還有鬼子在磕磕巴巴說臺詞時目光呆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