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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多年沉澱下來的精要,不是誰都可以打亂重來的。賈政由京官放了糧道外任,按他的的原意,本是要打起清正廉明的招牌的。因聽說過外省州縣有吞吃糧米折扣,勒索鄉里的種種弊端,就想在治下把這些貓膩一併剷除。剛開始倒也氣象一新,怎奈衙門裡的舊班底本是拉開了架子要撈些油水的,清苦了一個月,怨聲四起,大夥兒集體罷工,給賈政來了個光桿兒老太爺。家裡帶來的銀子都貼補光了,糧道公務卻一籌莫展。
賈寶玉“潦倒不通世務,愚頑怕讀文章”,前一句,就來自他老爹的遺傳。政老爺上賴祖宗庇廕,下託女兒洪福,作的都是“清貴”的官兒,平日也就上傳下達,應景兒走過場而已,人情世故對他卻是冷門。一些“吏治”的法門,還得要家人李十兒來點醒他:那些書吏衙役都是花了錢買著糧道的衙門,那個不想發財?——老爺你可以拿著家裡的錢往外貼,他們陪得起嗎?而且百姓以為,凡有新到任的老爺,告示出得愈利害,愈是想錢的法兒,州縣害怕了,好多多的送銀子。收糧的時侯,衙門裡便說新道爺的法令,明是不敢要錢,這一留難叨蹬,那些鄉民心裡本願意花幾個錢,早早了事的,所以那些人不說老爺好,反說不諳民情。
書中只說賈政為人“古執”,這個詞兒,向上靠一點是方正古樸,向下偏一點就是頑固迂腐。李十兒勸他的那番話,如果不計這小子要狐假虎威撈一把的私心,其實倒是有幾分道理的。
做官,上面要有人扶掖,下面要有人幫襯。須知水太清了不養魚,要想政令通暢,卻不是隻由某個人的一點熱血就可大功告成的。那些書辦衙役們,既然肯拿大把的銀子鑽營這差使,說明其中那點文章也是大家心照不宣的。凡事成了例,就有點法不責眾的味道,誰硬與之叫勁兒,不免有不識時務之譏。遠的不提,單說賈政的出身之地榮國府,門上的人,不是也要“依例發財”的嗎?在“玫瑰露引出茯苓霜”一回中,這茯苓霜,就是五兒的舅舅得的門禮。她的舅媽對她母親柳家的說:“這是你哥哥昨兒在門上該班兒,誰知這五日一班,竟偏冷淡,一個外財沒發。只有昨兒有粵東的官兒來拜,送了上頭兩小簍子茯苓霜。餘外給了門上人一簍作門禮,你哥哥分了這些。”這話聽起來,彷彿門上的人得點外財本是天經地義的事兒。也罷,對那些上門辦事的人來說,送點門禮圖個方便,也是大家都自然認可的小規則,要是哪家當朝權要的門上突然改了這雁過拔毛的脾氣,反讓他們惶惶然不得要領。
《鹿鼎記》中,施琅平臺灣,取得的珍寶異物,自己一介不取,盡數上繳朝廷,但這大大的清官,卻並不被臺灣民眾的所歡迎。而小混蛋韋小寶,上任的第二天就颳了一百萬兩的雪花銀,可因為打著“為民請命”的大旗,當地百姓卻人人感恩戴德。這其中的差異,非幹文韜武略,只在於“會做人”三個字。
漕糧事務,並不是打政老爺這兒才開始的,他不與上下人等“貓鼠同眠”,但這裡面的常規和定例卻不是一時就可以更改的。無可奈何之中,賈政甩出一句話來:“我是要保性命的,你們鬧出來不與我相干。”開了這個口子,以後的公務皆由李十兒那班滑吏鼓搗去了,妙在“漕務事畢,尚無隕越”。
後來賈政被參“失察屬員,重徵糧米”,必是因政老爺實在沒有經濟之才,只好兩耳不聞窗外事,躲在一旁喝酒下棋去了。但凡能稍稍約束手下,重徵時先別明著勒索,找個正大光明的理由然後再下手,只要能障人眼目,上司同僚也就樂得放手了。再說你看那時被彈劾的官員,多是不肯與人同流的出頭鳥。賈政因為不諳吏治,手下人無法無天,實在鬧得不像話了而被參。而他的本家賈雨村初登仕途的時候,因在下層歷練過,才幹倒是不錯的,可惜出道的時間太短,不懂得上下和睦的為官之道,以至左右皆側目而視。只一年,便被上司參他“生情狡猾,擅纂禮儀,且沽清正之名,而暗結虎狼之屬,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那時節,雨村意氣風發,大概也是要一展幹才的,所謂“擅纂禮儀”,可能就是拿一些陳規舊例開了刀。不按套路出牌的結果是人人驚恐,節外生枝之事在所難免,於是就又有了擾亂地方的嫌犯。好在他痛定思痛,跟韋小寶學了“花花轎子人抬人”的為官之道,東山再起,不多幾年,就升到極頂。
當然,並非現有的格局都是合理的,淤積到一定程度時,就會有一次大的清理整頓。宋熙定年間,國力闇弱,神宗問政於王安石,王安石回答:“應該先從改革舊的法度,建立新的制度開始。”王安石推行他的新政,從新法實施,到守舊派廢罷新法,前後歷時15年時間,以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