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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位”依照才能和功績授予，聖德太子試圖以此為政改突破口，打破世襲貴族對權力的壟斷。這一舉措為日本官僚體制的逐漸成熟奠定了較為成熟的基礎。
“憲法十七條”則以中國儒家思想為指導，規定：“國非二君，民無兩主，率土兆民，以王為主”，同時主張以和為貴，緩和國內政治對立。
這一系列重要的內政改革，極大地削弱了日本大豪族權力，在日本這個島國初步確立了中央集權思想，但並沒有觸動日本古老的“部民制”。
所謂“部民”，大致由兩類構成：在大和朝廷對外征服的程序中，被迫臣服的部族被集體安置，這是部民的一種來源；此外還有一些從事專門領域生產的“部”，比如從事農業生產的被稱為田部、米部，從事各種手工業生產的被總稱為品部，這些領域的勞動者也被稱為部民。
部民有少量的家庭財產和生產資料，主人不得隨意殺害或買賣部民，但可以將他們轉贈他人。部民和奴隸的人數在當時的日本總人口中超過一半。大和皇室和全國大小氏族不斷佔有土地，迫使大量自耕農淪落成為部民。
《日本書紀》記載：強盜竊盜並大起之，不可止。
公元622年，聖德太子還沒來得及給自己戴上天皇的桂冠，便病歿於斑鳩宮。這個政治權威的離世，使日本列島再一次陷入大動盪。
外戚蘇我氏家族勢力龐大，是當時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其家族代表人物蘇我稻目曾在聖德太子之前就力倡改革，並透過朝鮮半島學習中國文化。他本人與中國的來日人員交往甚多，其家族與中國移民一直維繫著良好的關係。
聖德太子死後，蘇我家族勢力進一步滲向政治中心。蘇我蝦夷、蘇我入鹿子父子排斥異己，透過血洗斑鳩宮，將聖德太子之子山背大兄王的勢力完全肅清，並另立天皇作為政治和經濟的既得利益者，蘇我氏害怕進一步的改革會動搖家族獨攬朝政的地位，一步步走向改革的對立面。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二 “海歸派”助推日本騰飛（2）
接下來發生的“大化改新”，是對日本歷史影響最為深遠的“三大改革”之一，也是之首。
這次改革，同樣是要流血的。
聖德太子去世的第二年，即公元623年，一批曾留學中國的“海歸人士”上奏天皇，建議把留學人員召回國內，助推改革：“留於唐國學者，皆學以成業，應喚”，“大唐國者法式備定之珍國也，常須達”。他們試圖靠輸入發達國家的意識形態來拯救國家危機。
公元640年，聖德太子在世期間派到中國留學長達三十多年的高向玄理、南淵請安歸國。在他們之前，僧旻已先期歸來，並在貴族階層中傳授中國文化。
這一批經歷中國隋、唐兩代大變局的留學生（僧）歸國之後，帶回的是大陸先進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為日本社會的封建化提供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和人才儲備。
日本來華留學生大都會在最高學府國子監進行系統學習，然後又爭取機會在唐朝政府機構從事行政工作。日本留學僧則被唐朝中央政府派往各地名寺，師從高僧，領受佛法。這些遣唐使成為唐朝先進文化的熱心繼承者和播種機。
遣唐使船隊回日本時，唐朝政府也經常派遣中國使節陪同赴日，進行禮節性回訪。遣唐使團不僅帶回大量的中國器物、書籍和日用百貨，也使中國的文學、宗教、政治典章制度等在日本一步步“生根發芽”。
“大化改新”的主導人中大兄皇子以及重要輔臣中臣鐮足都曾在南淵請安和僧旻等海歸派門下求學，深得漢學精髓，並在這批歸國人士的協助下制定了政治、經濟改革的宏偉藍圖。
“堅定不移地向唐朝學習！”成為這一時期日本社會的主流政治理念。
在極權體制下，再崇高的政治理想往往都要藉助血腥殺戮來實現，因為改革常常意味著權力的再分配，發生在公元7世紀的“大化改新”同樣不能逃脫這個定律。
在“不妥協”、“不撞南牆不回頭”甚至“撞了南牆也不回頭”的權力鬥爭格局下，政爭就意味著你死我活。
公元645年（日本皇極女天皇四年）6月12日，大和朝廷太極殿。
朝堂之上文武對列，皇極天皇正在接見朝鮮半島的來使。日本史書《日本書紀》記載，這一時刻是在舉行所謂的“受貢”儀式。莊嚴的朝堂之上殺氣瀰漫，宮門瞬間被全部關閉，新一代政壇大佬蘇我入鹿尚未反應過來，就被利劍穿心，當場斃命。
這次謀殺的策劃者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