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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致使軍隊戰鬥力更加削弱。一支部隊的好壞強弱，就只能取決於軍官素質的高低以及他在朝廷中政治資源的多寡。
張居正進行軍事改革之時，他認為明軍與蒙古軍的戰鬥力比值為“百比一”。在這位強權首輔的支援下，戚繼光將軍進行軍事改革，但其範圍只能覆蓋遼東和京畿衛戍部隊，隨著人去政亡，許多好的軍事主張也被廢止。
從裝備上看，早在明朝永樂八年（公元1410年）南征交趾之時，明成祖就組建了專門的火器部隊——神機營，這種獨立火器部隊建制在當時的世界上可謂首屈一指。成祖在親征漠北作戰之時，提出了“神機銃居前，馬隊居後”的協同作戰原則。
古代中國對火炮技術的研製和實用都很早。公元975年，宋軍就使用火炮與南唐軍作戰。元朝時期，軍隊中更是裝備大口徑金屬管火炮。至於明朝火器裝備，從其分類來看主要有兩大類：第一類是用手持火銃和鳥銃，其形體和口徑都較小，筒內裝填鉛彈和鐵彈，其射程為數十步至二百步。第二類是安裝在架座上發射大口徑火炮，筒內裝填石、鉛、鐵等物，有效射程都在數百步距離，主要用於守寨、攻城、野戰，在水戰和海戰中也有應用。明軍火器的普遍程度也是前代所不及的，特別是大型火炮的裝備程度，在當時的世界上也是先進的。除此之外，雖然明朝也曾向葡萄牙購買火器，但裝備的也只是少部分部隊。
到了萬曆年間，明軍雖然在名義上沿襲了明成祖時期定下的“二分習火器，三分習刀矛，五分習弓箭”比例，但火器都是在作戰前才發下，平時疏於訓練，也不讓士卒隨身攜帶。雖然在公元1450年，大臣于謙建議朝廷允許士兵平時接觸火器，以免上戰場時空有優良兵器卻無法發揮戰力，但明英宗卻因為于謙在蒙古擄走自己時擁立新皇帝對其懷恨在心，不但沒有采納其建議，反而藉此誅殺于謙。
萬曆年間，明朝部隊最精銳部分當屬戚繼光留下的薊門軍和李成梁的遼東軍。
戚繼光將軍較為重視火器，在他的輜重兵部隊中，使用槍炮等火器計程車兵佔近一半。在其戰車部隊中，每一戰車營有車一百二十八輛，每輛戰車配有佛郎機炮（利用歐洲技術仿造的大型後裝火炮，使用開花炮彈，公元1537年明帝國裝備達到三千八百門）二門、鳥銃四杆、火箭手四人，平均每十二名士兵裝備一門火炮；騎兵營官兵約二千七百人，裝備有六十門虎蹲炮（輕便機動，射程不遠，主要適用於山地作戰，炮彈前裝，是迫擊炮之前身）。在精銳騎兵部隊中，火器裝備比例近一半，騎兵雖裝備鳥銃數量極少，但多是連發多管型近戰火槍。由於明軍大量使用重型火炮，因此官兵均裝備輕型鎧甲，甚至不配甲冑。
後來明軍入朝對日作戰也基本以以上兩支軍隊為主。事實上，明軍也只有這兩支部隊可與驕悍日軍一戰。但兩支軍隊總兵力不過二三十萬，且其精銳還要留下拱衛京師，防衛蒙古。
在海軍方面，即明成祖時期，大明帝國的鄭和遠洋武裝艦隊不僅遠涉南洋，宣揚國威，而且比西班牙艦隊更早探測到非洲海岸。
自成祖死後，朝廷卻將公元1421年前鄭和式先進遠洋武裝鉅艦悉數廢除，只留下近海防衛艦隊，製造圖紙也被焚燬。廢除的原因是現實性的投資與實際收益產生了巨大懸殊，帝國財富不堪其累。
此外，明朝歷代朝廷對海軍建設不夠重視，在對倭寇的海盜船作戰中就顯得極為被動。只能等其登岸之後以陸軍進行對抗。戚繼光將軍也提出了“禦敵於海上”的科學防禦政策，但隨著倭患的平息，海軍建設再次終止。南部沿海一帶為防禦葡萄牙人，對海軍建設比較重視，並仿造了歐式戰艦，但規模很小，不能對朝鮮戰場進行有效支援。
綜合來看，當時的明軍雖然在海陸軍數量上要遠遠多於日本，但能戰之兵並不多，大多數部隊的戰鬥力與作戰經驗豐富的日軍有差距，再加上日軍歐式火繩槍裝備率頗高，明軍在裝備方面就只有一個優勢，那就是利用大型火炮。
萬曆皇帝在北京對入朝部隊進行新一輪部署之時，又傳來豐臣秀吉要求琉球、菲律賓臣服朝貢的訊息，這就使得明朝對接下來的朝鮮戰事更加重視。
五 中日巔峰對決：血戰平壤（1）
朝鮮戰事的主導權正式上升到大明王朝中央政府手中。
北京向全國發出新一輪動員命令，並曉諭朝鮮國王，大軍集結需要一段時日，請他對北京中央政府的作戰信心予以充分信任，但是朝鮮政府也應該盡己所能予以配合：“如今陰雨連綿，道路泥濘，秋涼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