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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在佛門中人看來梁武帝造詣如何呢？應該講他自己嚴持戒律，佛學素養也是非常不錯的，曾親自講過涅槃經並做註解。涅槃經義理深，內容廣，能為它做注是非常不簡單的事情，需要很深的佛學底蘊。他能和三大士同一時代，而且互有關聯，應非偶然。任何教法的興盛都離不開統治者的扶持。梁代的佛教之所以能得到長足發展，實有賴於梁武帝。他就好比印度的阿育王，對推廣佛教不遺餘力。至於他對佛性的領悟，客觀講理上是應該懂的，只是事上尚未實證。這也難怪，做為國君，雖然晚年他將主要精力都用於修持和推廣佛法，但畢竟沒辦法像出家人那樣專心禪修。在這一點上，他甚至還不如無職務的居士更方便專注於實證佛法。再說，那時雖有寶誌公和傅大士，但頓悟法門在理論上和方法上都還沒有成熟，達摩祖師也才剛剛來到中國。所以梁武帝在當時未能開悟實證第一義諦，是很正常的事情。另外，做為一國之主，他為佛法的傳播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就菩提心而言，這又遠勝過自悟自度的普通佛子了，當時和後世多少人因他而受益！開悟嘛，這一世不行下一世繼續努力，或在佛國淨土再下功夫，但這一世就能利益很多人卻是非常難的一件事情，這需要有位有權有慧才可以辦得到。梁武帝可稱聖主。再說他與達摩祖師話不投機之後，經寶誌公的點撥，也曾要派使者追達摩回來，這就證明梁武帝不是孤傲之輩，是懂得悔改的虔誠佛教徒。
至於梁武帝晚年在治國方面的失誤，主要在他沒有了時間和精力。身為君主，學佛是個人的事情，但治理國家是萬民的事情。他首先應該把萬民的事情處理好，再來忙個人解脫的事情。可人一旦對某事過於專注，難免就會考慮不周，顧此失彼。他不能明白這一點。所以就治國而言，他晚年確實有誤，這是不必替他開脫的。但是，國事的變化往往是緩慢的、不易察覺的，難以未雨綢繆。易人處之，也未必就能高明到哪裡。歷史上沒有哪個朝代是盡善盡美的。
梁武帝還讓老衲聯想起了唐太宗、唐玄宗。唐太宗道佛並宗，治理國家方面開創了“貞觀之治”的局面，佛教方面支援玄奘法師譯經，極大地豐富了漢地的佛教典籍，澤被後世以及東洋。唐玄宗早年也勵精圖治，開創了“開元盛世”，但他晚年卻安於享受，用人唯親不思進取，終釀成“安史之亂”，被迫退位，最後鬱鬱而終，結局悲慘。唐玄宗的結局與梁武帝有些類似，但是梁武帝晚年是專注於佛法修持，始終做到一切簡樸、不近女色，並大做佛事功德；而唐玄宗晚年卻是貪圖享受，在聲色犬馬中居安不思危，並大興土木修建華清宮，只為**享受而已。他們開創的盛世，基礎也不同。梁武帝是處在割據亂世之中，他建立卓越政績的基礎，就比繼承貞觀之治大唐偉業的唐玄宗要差得太多，困難也是後者所沒法比較的。他二人也有相似之處，即國力都是因經受叛亂而由盛至衰，本人也不得善終。梁武帝是侯景之亂，唐玄宗是安史之亂。梁武帝勤於政事，刻苦節儉，捨身為寺奴，有著佛教徒風範。
回過頭來我們再看梁武帝與達摩祖師的對話——
梁武帝問：“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記，有何功德？”
達摩祖師回答說：“並無功德。”
梁武帝又問：“何以無功德？”
達摩祖師回答說：“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
梁武帝再問：“如何是真功德？”
達摩祖師回答說：“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
梁武帝接著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
達摩祖師回答說：“廓然無聖。”
梁武帝最後問：“對朕者誰？”
達摩祖師回答說：“不識。”
當時大乘佛法尤其禪宗剛剛萌芽，要能領略達摩祖師的奧義，確實非常困難。但我們不能因此就說梁武帝是草包，因為就算到了今天，大乘佛法在中國經過一千來年的發展，又有幾人能真懂得什麼是聖諦第一義呢？又有幾人實證了聖諦第一義呢？
再說說昭明太子。此太子有其父梁武帝的風範，聰明、刻苦、簡樸、孝順、仁厚、智慧。昭明太子可謂神童，“太子生而聰睿，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遍讀五經，悉能諷誦。”讀書時，“數行並下，過目皆憶”。太子所編的《昭明文選》對後世的影響，不亞於曹氏父子領軍的建安文學。佛學方面，太子也造詣極深，相信不在其父之下。他的金剛經三十二分則，對後人翻閱吟誦金剛經有極大的幫助。三十二分則完全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