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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這一點，足以事父兄，為臣子矣。”
不過，唐太宗對李治的讚賞，更多的是基於一種寬慰。太宗本人剛毅多謀、膽識俱佳，而且雄心勃勃，不甘屈於人下。李淵起兵太原，太宗參與謀議，聯絡豪傑，統軍出征，剿滅群雄，衝鋒陷陣，指揮若定，為大唐王朝的建立與鞏固立下了汗馬功勞，充分顯示了他的出眾才華。尤其是在“玄武門之變”前後，太宗謀奪儲君之位，同室操戈，弒兄殺弟，迫父讓位，策劃周密，毫不手軟。所以，對於“仁懦”、“柔弱”的九皇子李治，唐太宗深感與自己不甚“相類”，認為他根本不可能繼承大統並在政治上有所作為。
李治雖有諸多不利條件，卻有一個絕好的武器，即舅舅長孫無忌的大力支援。“長孫無忌固欲立晉王，帝以太原石文有‘治萬吉’，復欲從無忌。”這可能是高宗朝修《實錄》、《國史》的史官，為了製造高宗運應天命的把戲編撰出來的。實際上促使唐太宗重新考慮立嫡的絕不是“石文”預言，而是長孫無忌的“固欲立晉王”的態度。
李泰、李治都是長孫無忌的外甥，為什麼長孫無忌會如此薄此厚彼呢？這與長孫無忌不願失勢有關。長孫無忌在“玄武門之變”中立下大功，是唐玄宗貞觀年間的重臣。貞觀晚年，唐太宗對功臣子弟參與爭立（宰相杜如晦之子杜荷參與李承乾的謀反，宰相房玄齡之子參與李泰謀嫡）表現出強烈不滿，對許多大臣都產生了猜忌之心，而長孫無忌及其子弟都沒有介入李承乾與李泰的黨爭之列，又兼皇親國戚的特殊身份，使得唐太宗對他特別信任，導致他權勢日隆，大到可以左右朝政之勢。
長孫無忌已經大權在握，當然不願意失勢，更樂意擁立一個懦弱聽話的外甥當皇嗣，以便將來操縱政權。選李泰顯然不合適，因為李泰於貞觀十一年置文學館收納了諸多人才，以後又有文武群官投靠門下，已經擁有了自己獨立的黨羽勢力，一旦上臺當了皇帝，肯定會重用自己的親信，不會重用長孫無忌一類的老臣。而且李泰業已成年，有一定的政治能力，長孫無忌想控制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李治就不同了，他為人懦弱，又沒有自己的政治勢力，所以成了長孫無忌期望的最佳人選。故為此，長孫無忌極力美化李治，將李治的懦弱讚揚為“仁孝”。一旦“仁孝”的李治嗣位，他的擅權也就沒有問題了。
另外，李泰與李治爭立太子的矛盾，背後涉及功臣子弟與元老重臣的權力分配問題。李泰的黨羽多是一些功臣子弟，比如柴紹之子柴令武、房玄齡之子房遺愛、杜如晦之弟杜楚客等等。這個集團與長孫無忌是有矛盾的。這些功臣子弟年齡較輕、閱歷較淺、職位較低，要想自己掌權，必須把長孫無忌等元老重臣趕下臺去。長孫無忌想鞏固自己的權勢，當然也要排斥這些功臣子弟。
李泰本人也沒有想過拉攏朝廷元勳。他仗著父皇的寵愛，自以為皇太子非他莫屬，從不收斂自己的行為，連朝中的三品大員都不放在眼裡，還因為三品以上的公卿對其不下馬行禮而懷恨在心，居然到太宗面前告狀。李泰目空一切、傲視群臣的態度，讓朝中重臣極為不滿，結果導致朝中有權有勢者多被長孫無忌拉過去站到了李泰的對面。
“自古嫡庶無良佐，何嘗不傾敗家國”，這個道理唐太宗十分清楚，如果他選擇的繼承人得不到賢相良臣們的擁戴，儲存基業是很困難的。李泰的黨羽多為不肖的功臣子弟，非屬“良佐”之列；李治則得到了以長孫無忌、褚遂良、李世勣為代表的有勢力的核心集團的擁戴，可以保證“貞觀之治”的政策得以繼續貫徹實施。唐太宗在立太子的問題上陷入了兩難，按感情來說，他一貫傾向李泰；從理智來說，他不能不擇取李治。
為了爭取李泰能獲得元老重臣的支援，庸太宗曾故意放出話來試探大臣的反應，敘述了魏王泰“自投我懷”的親密之情，還轉達了李泰乞求立為太子時的奇怪許願：“我只有一個兒子，如果我死了，一定把他殺掉，傳位給弟弟晉王（李治）！”此言一出，馬上遭到褚遂良的反對：“陛下失言。哪有身為皇帝卻肯殺他的愛子，而傳位弟弟的？陛下從前既封李承乾當太子，而又寵愛魏王李泰，嫡庶不明，終於造成今天的災禍。”駁倒李泰虛偽肉麻的許願是不難的，難以對付的是如何打消唐太宗感情上的袒護。於是褚遂良乾脆直言自己的憂慮：“若為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這無異警告席太宗，如果堅持立魏王泰，就必須先殺了晉王李治，否則，日後必有一場奪位大亂。褚遂良的這番話觸到太宗的痛處，唐太宗不想讓兄弟相殘的事再度發生，如果立魏王李泰為太了，邢如何才能保證晉王李治的安全呢？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