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青春與戰爭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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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端著槍計程車兵押著走在*隊伍裡。他的出現引起了人們極大的憤怒，一些人高喊著“打鬼子啊！”跟著奔跑，有人不斷地扔東西過來，還有人衝上來要揍他，混亂中，他竟然還抬起頭來裝作日本人咕嚕咕嚕地說了幾句，這更讓周圍的人們恨不得咬他幾口。一行人到達劇場時，尾隨的人群擁擠不堪，局面眼看就要失去控制，要不是身後跟著幾個端槍的人，他可能就回不來了……那場景，在野雞崗空蕩蕩的火車上想起來還讓他忍不住啞然失笑。勝利的滋味是多麼讓人欣喜啊！那時候，他們甚至想象著回到北平的日子不會太遠了！可僅僅是一個月的時間，局勢就發生了這麼大的變化。

天色大亮了，灰濛濛的空氣中，炮聲依然在遠處一陣緊似一陣。就在程光烈做好了最壞的準備時，車站附近忽然出現了幾個人，是當地的農民冒著危險出來找活幹，程光烈靈機一動急忙跑上前去詢問，是否能弄到手推車，把行李推到龍塘崗，運價從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幾個農民聽說後立刻跑回村裡，不一會就弄來了五臺手推車，經過一番精簡終於把主要的行李裝上了，電影機等笨重的東西仍然裝不下，鍾志青只好留在車上另外想辦法。

手推車吱呀吱呀地出發了，程光烈寸步不離地跟在後面，一邊在心裡盤算著，如果遇到敵人怎麼辦，萬一這些東西被強盜或是被這幾個農民弄走怎麼辦……雖然勢單力薄，他也作好了準備，反正不能讓這些東西落到敵人手中。

天黑的時候，程光烈終於押著五輛手推車趕到了龍塘崗，同伴們在一所小學校吃過飯正準備休息，他的出現使大家驚喜過望，一時間滿院子都是親切的呼喊“儒弟”的聲音，榮高棠更是衝上來緊緊地擁抱了他：“老兄，我還以為你當了俘虜呢！”程光烈拍拍胸膛：“大丈夫可殺不可辱，我只有一條路，和這些東西共存亡！”他得意地掀起衣服，讓榮高棠看他身上掖著的手榴彈。

可是沒過一會兒，在整理行李的時候，女孩子們便都憤怒起來，三妹跑到程光烈面前瞪著眼睛問他：“鞋呢！你把我們的鞋扔了！”程光烈急得直解釋，“我要是知道能回來，我連個瓦片都不會扔的呀——”，“你扔什麼不行，偏要把我們的鞋扔了！”張昕還是繼續發洩不滿，那是她們用自己攢了很久的零花錢買的一種繫帶的男式大皮鞋，樣子雖然笨重，腳小的穿起來前面還空著一截，卻有種粗獷的氣派，而且行走方便，還能蹚水，女生們都美的不行。對這些鞋，程光烈早有微詞，認為是小資產階級作風，還很累贅。儘管這會兒他說什麼也不承認，但三妹和所有的女生們都一致認為是程光烈趁機故意把鞋處理了。

於是，可愛的“儒弟”立刻又陷入了一片“機械化”的指責中。

郭同震：一個謎一樣的人物

1937年夏天，年輕的郭同震由郝龍領著出現在同伴們面前，從此開始了一個充滿謎團的故事。

當時的郭同震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張楠在八十年代的一篇文章中回憶，移動劇團組建的時候，北平地下黨市委書記黃敬就曾經告訴過她：

你們隊伍裡的郭同震是叛徒，他有血債，對他要警惕，必要時甩掉他。

一個有血債的叛徒和一夥進步青年在一起，在長達一年多的時間裡相處不錯，這在今天看來似乎有點難以想象。對此，張昕說：張楠記憶有誤。說“有血債”可能是把後來的記憶提前了。她清楚地記得，當年張楠為了要自己配合工作曾悄悄告訴說，郭可能是叛徒，但並沒有提到有血債。程光烈支援了張昕的觀點，說當時知道郭可能是叛徒，並沒有說有血債，並認為，如果當時郭有血債對他可能就是另外一種態度了。遺憾的是，榮高棠這個當年劇團里黨的核心人物對此索性沒有任何印象。至於說郭是叛徒的根據，他們分析起來認為可能是，1931年，郭同震的妻子吳春蓮被捕後他也被捕了，吳春蓮死在監獄裡，他卻活著出來。不過，張昕說，對吳春蓮的死，郭同震一直有著很深的記憶，當年，他曾經對張昕說，妻子是冬天病死在監獄裡的，自己從監獄裡出來卻是夏天了，為了表示抗議和思念他就穿著棉袍為妻子送葬，為了紀念妻子他還把自己的名字改叫“吳郭同震”。幾十年後，在海峽的那一頭，他也曾多次回憶起妻子的死對他的刺激，還說，當時他曾經多方設法，找共產黨的關係要他們想法救人，但他們的反應都很無奈。郭同震後來又接過兩次婚，據說都不幸福。

郭同震出身在一個地主家庭，六歲時開始看《水滸傳》，聽人講《三國演義》，十歲時跟著外祖母學吸鴉片，十二歲又學抽菸管，十四歲娶妻。少年狂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