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 (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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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老是梗著脖子呵呵地笑，也不像楊易辰那樣愛在別人難受的時候唱歌，童年生活給他的性格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這烙印是不會輕易消失的。和那些大學生比，荒煤顯得孤獨和傷感，他憂慮時局，感傷民眾和士兵的顛沛流離，也思念自己久無音信的母親和弟妹們。戰爭根本看不到希望，第五戰區的形勢一度越來越糟。用他自己的話說：整整一年時間裡，就是不斷地唱著救亡歌曲，既不斷地呼籲“戰鬥”，又不斷地哀嘆“流浪流浪”……淒涼的音調，總是不絕地縈繞在心頭。
使荒煤感到憂鬱的還有別的方面。
雖然接連不斷的演出使劇團在藝術上得到了明顯的提高，但荒煤還是不滿足。他看得出來，儘管劇團的人對演出充滿了熱情，但除了姚時曉、張瑞芳不多幾個人外，其它人對戲劇本無更多的興趣，演戲只是他們宣傳抗日，實現革命目標的一種臨時手段。他們對荒煤在藝術上的執著追求很難有更大的回應和理解，這不能不使荒煤感到些許的寂寞和失落。
荒煤深深地熱愛著創作，寫作對於他來說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更是精神上的寄託，是他對生活的希望。戰亂的年代，連綿不斷的漂泊，不僅沒有使他放棄這種希望，相反那些積攢起來的感受，使寫作的慾望更加強烈……離開上海前，他已經進入小說創作的高潮，然而，戰爭使得他再也沒有地方擺放自己那一張安靜的書桌了，他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夠重新坐下來寫作，那似乎成了一個越來越遙不可及的夢，有時候，想起來，只會讓人感到茫然和困惑……
使他感到孤獨的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他完全和組織失去了聯絡。在這個團體裡，誰都不知道他是共產黨員。
那還是在1932年，他被武漢劇聯派遣到上海參加全國反帝大同盟代表會議，遇到了共產黨的聯絡員。他只知道他叫小陳，他的勇敢、機敏和疲憊不堪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們接觸過幾次，他還為小陳作過掩護。就在離開上海前，小陳通知他組織上已批准他為共產黨員，並叮囑他回到武漢不能暴露身份等待組織上的聯絡。那是一個改變命運的時刻，一切卻和我們後來在電影中看到的不一樣，沒有宣誓，沒有唱國際歌，也沒有人和他緊緊地握手錶示祝賀，只有小陳簡單的囑咐和交待。後來，當荒煤再次從武漢回到上海時，終於和組織接上了頭，並參加了許多活動，卻再也沒有見到這個小陳，直到1939年在太行山採訪陳賡時，才知道小陳是中央交通員，已經犧牲了……
在移動劇團的那些日子裡，這一切，只有荒煤自己知道。
他仔細地觀察周圍的人，這個團體中最大的不過25歲，最小的只有17歲。榮高棠是一個不知疲倦樂觀能幹的人，他整天奔前跑後張羅各種事情；楊易辰充滿了活力，辦事有頭腦；還有性格倔強的程光烈、頗有主見的張楠、賦有演戲才華的方深……毫無疑問，他們都是進步青年，有的是民先成員，他喜歡其中的一些人，但他們是黨員嗎？這個團體中到底有沒有黨的組織存在？即使有是否也已經和上級脫離了關係呢？
同胞們！我差點就見不到你們了
1938年的新年在戰爭和血的洗禮中到來了。
一月的一天，天寒地凍，狂風兇猛地颳著，榮高棠隻身一人爬上了從柳河集到徐州的一輛悶罐車。劇團正在曹縣演出，他必須到徐州去找何思源和鍾志青確定下一步的演出路線並領取二月的經費。
悶罐車離開柳河集咣噹當地在鐵軌上搖晃著向前，車廂裡還坐著四五個武裝“兄弟”，他們灰頭土臉，一副疲憊不堪的樣子，一看就是從前線下來的散兵。
榮高棠抱著出發前楊易辰塞給他的一條毯子昏沉沉地睡著了，連日的宣傳演出忙得像陀螺一樣團團轉，他一直沒有睡過一個好覺，這會兒便藉機打起瞌睡來。
忽然，他覺得有什麼冰冷的東西頂在頭上，猛睜眼，那幾個“兄弟”正站在面前用槍指著自己。
“把你的東西拿出來，要不老子就不客氣了！”他們氣勢洶洶地喊著，還在他的頭上狠狠地敲了幾下。
榮高棠想要和他們理論，但是，在昏暗的光線裡，他看清了那些瘦弱的臉，那些充滿血絲的眼睛裡透露著的猙獰和無望，他們的聲音顫抖又帶著兇殘……他知道，這種時候說什麼都是沒有用的。
他摸索著自己的口袋，身上只有十元錢，是到徐州的路費，還有一支鋼筆，在寡不敵眾的情況下，只好拿出來全交給了他們。
那幾個“兄弟”對繳獲的戰利品並不滿意，他們不相信榮高棠只有這樣一點東西，一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