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直面地方官員訪談錄:成都方式

第2部分 (第3/4頁)

磨的故事。反正這時正是暑假，閒著也是閒著，何不住下來看個究竟？

於是，就有了這本書。

本書就是我這一個原本毫不相干的人，在2005年8月1日到10月1日兩個月走馬觀花的結果。在後面的章節中，我將用“訪談實錄”和“追問筆記”的形式給大家講一些故事，一些發生在這片廣袤土地上的故事。我還會追問這些做法後面的想法，以及實際操作的方法，並儘可能給出一個說法。做法、想法、方法、說法，加起來就是“方式”。因為這個方式是在成都發現的，所以叫“成都方式”。實際上，這些年來，成都一直在試圖探索出一種適當、可行、符合實際、事半功倍的方式，以求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在我看來，這事已經有了些眉目，也有了點成果。而且，正是靠著這種方式，他們使探索成為經驗，使理想變成可能。這樣一種實踐，不會沒有借鑑意義吧？

引言　在那桃花盛開的地方（2）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頭。

讓我們走進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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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病，天知否（1）

要發展經濟，就必須改善投資環境，重新規範政府

2005年9月28日，成都西藏飯店1188室。

轉眼間快兩個月了。秋後的成都不再陰雨綿綿，空氣也開始變得清爽。陽光從雲縫裡懶洋洋地灑落下來，給了街市上的人們一個好心情。

我坐在電腦前發呆，不知該如何準確地把握成都的故事與經驗。由於“職業病”的緣故，我總覺得在這些事情的背後，有一種內在的、深刻的邏輯關係。找到這些邏輯關係，並把它們表述出來，是研究者的任務。但是，任何真知都只能產生於實踐，任何結論都只能產生於調研。因此，我們還得把成都做的這三件事情──城鄉一體化、基層民主建設、規範化服務型政府，再來梳理一遍。

先說“規範化服務型政府”。

我們知道，在前面講述的“成都故事”中，“規範化服務型政府”是做得最早的。我聽鄧全忠詳細地談過它的來龍去脈，也訪問過許多人，很清楚這事可沒有什麼“事先設計”，完全是一步步被“逼”出來的。

事情的緣起前面已經說過了，就是有人反映他們投資辦企業實在太難，由此引發了一系列的改革，可謂“大風起於青萍之末”。其實，就算沒人告狀，投融資體制的改革也是要搞的。因為當時有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就是要加快城市的發展。這必須研究發展的規律。於是，市政府就責成計劃委員會牽頭，對成都市從建國到2000年經濟發展的軌跡進行系統分析，包括哪個時期發展得快哪個時期發展得慢，原因又是什麼。得出的結論，是成都經濟的增長主要靠投資的增長。也就是說，成都經濟是“投資拉動型”的。

於是事情就變得很清楚，那就是要發展成都經濟，就必須吸引投資；而要吸引投資，又必須改善和最佳化投資環境。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的投資管理方式有問題。我們的投資管理方式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建立的，很不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本來，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則，投不投資，投多少，怎麼投，是企業的事。企業投資，企業經營，企業管理，企業受益，企業承擔風險。投對了，企業發財；投錯了，企業吃虧。這就叫“誰投資誰負責”，原本是天經地義的事。然而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投資管理方式卻不是這樣。投不投資，投多少，怎麼投，要由政府說了算。如果出了問題，則由企業來承擔。也就是說，政府決策，企業埋單。

這沒道理，但有原因。原因就在於資金來源於國家財政，企業花的是國家的錢。你花我的錢，我當然要管。誰來管呢？計劃委員會。所以當時計劃委員會的權力大得嚇人。但是到了2000年，投資主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來資金已經佔有相當份額。人家花自己的錢，還要你來管他怎麼花，就有點不講理了。特別是外資企業，很不適應，覺得政府簡直就是越俎代庖，徒然害得他們貽誤商機。這就非改不可，尤其是投資體制要改革。當然，投資體制不等於投資環境。投資體制改革了，不等於投資環境就一定改善了。但體制是核心的東西。體制不改，環境的改善就是一句空話。

這就要分析投資體制到底有什麼問題。當時的結論，認為問題主要有三個。第一是“效率極其低下”，原因主要是管得太多。本來市場可以調節的，政府也要來管，自封“婆婆”，沒事找事，計劃經濟變成了審批經濟。你就是開個小餐館，也要政府來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