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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的吳宓感到，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學問與德行尚無所成，因此，他更覺義務與責任心的重要，對自己的要求也更嚴格。面對當時社會上重私忘公、輕視道義觀念，他在讀了《佛說無量壽經》後，表示自己“誠能犧牲一己，以利群眾，則恝然直前，無復顧慮”。他甚至認為自己在佛經中找到了“以養成深厚高遠之人格”的道理。
吳宓對毛彥文的身世和遭遇很是同情。毛彥文逃婚後，毛父要求她代償三千元債務，才允許她婚姻自主。於是毛彥文的表哥朱君毅向其清華同學及北京各校浙江同鄉募集鉅款，吳宓一人獨捐50元，是《募捐冊》上所認捐數目最多之人。
吳宓回憶同梅光迪的談話：“梅君慷慨流涕，極言我中國文化之可寶貴，歷代聖賢、儒者思想之高深，中國舊禮俗、舊制度之優點，今彼胡適等所言所行之可痛恨。昔伍員自詡‘我能覆楚’，申包胥曰：‘我必復之’。我輩今者但當勉為中國文化之申包胥而已，云云。”這次談話，吳宓極受感動，引諸葛亮《出師表》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句，表示其誓死捍衛傳統文化之決心。
吳宓曾說：除了學術和愛情問題，一概免談。
吳宓上課堅持自己擦黑板，有一次找不到黑板擦，他便用自己的衣袖擦黑板。他認為：“一個有道德的人應該隨時隨地想到如何給別人以便利而不給別人添麻煩。”
馮友蘭說：“雨僧（吳宓）一生，一大貢獻是負責籌備建立清華國學研究院，並難得地把王、梁、陳、趙四個人都請到清華任導師，他本可以自任院長的，但只承認是‘執行秘書’。這種情況是很少有的，很難得的！”
吳宓在清華留學預備學校就讀時，與同學吳芳吉交好。兩人在一次學潮中雙雙被開除。事後，校長宣佈凡寫悔過書的人，均可以恢復學籍，畢業後仍可留學美國。吳宓寫了悔過書，順利畢業，如期出國深造，前途輝煌；而吳芳吉因為拒絕悔過，回鄉當教師，一生清苦。吳宓每思及此事，便覺得愧對好友。吳芳吉英年早逝，吳宓一直照顧吳芳吉的遺屬，幾十年如一日。
組建清華國學院時，吳宓親往王國維家中敦請王國維。在登門之前，吳宓對王的生活、思想、習性專門做了調查研究。到了王國維住所後，吳宓進門後，二話不說，便跪在地上對王行三叩首大禮，然後才起身落座，慢慢提及聘請之事。吳宓此舉，讓王國維深受感動，加上胡適之前所作的工作，旋即答應到清華任教。《吳宓日記》記載：“王先生事後語人，彼以為來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對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決就聘。”
1925年10月22日，吳宓初任清華國學研究院主任不久，受邀為清華普通科學生作了一場名為“文學研究法”的講演。演講完畢，張彭春當場發難，將吳宓諷刺戲弄一番。當時，吳宓覺得自己“空疏虛浮，毫無預備，殊自愧慚。張仲述結束之詞，頗含譏訕之意。宓深自悲苦。緣宓近兼理事務，大妨讀書作文，學問日荒，實為大憂。即無外界之刺激，亦決當努力用功為學。勉之勉之。勿忘此日之苦痛也”。
王國維自沉昆明湖後，吳宓於王靈前自誓雲：“今敢誓於王先生之靈，他年苟不能實行所志而淟忍以沒，或為中國文化道德禮教之敵所逼迫、義無苟全者，則必當效王先生之行事，從容就死，惟王先生實冥鑑之。”以後數十年，吳宓始終以此精神貫之。
吳宓有紳士風範。小偷偷了他的西服，他就改穿舊式的長袍和夾克。他走路時總是自豪地挺起胸脯，持手杖，堅持走直而窄的路，絕不抄近路橫穿草坪。和朋友約好下午三點見面，他總會在兩點五十前就到了，但出於禮節意識他會等到三點整始叩友門。
抗戰前夕，清華大學因敲鐘全校聽不到，所以改放汽笛，為此，吳宓上書校長曰：“其音複復，其聲慘慘。”
盧溝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