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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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此項研究的宗旨，周作人說：“蓋兒童者，未來之國民，是所以承繼先業，即所以開發新化。如其善遂，斯舊邦可新，絕國可續；不然，則雖當盛時，而赫赫文明難為之繼，衰運轉輪，猶若旦莫，其源竭也。將興之國，靡不重其種息，故富進取之氣，而有未來之望。”212不無藉此實現《望越篇》所謂“種業更除”之意。至於所說“原父子之倫，本於天性，第必有對待，有調合，而後可稱，今偏於一尊，去慈而重孝，絕情而言義，推至其極，乃近殘賊”，後來他提出以“子孫崇拜”替代“祖先崇拜”，或即發端於此。

周作人的兒童文學研究和兒童教育研究，關鍵在“以兒童為本位”213，而對“兒童”的理解實有別於既往：“蓋兒童者大人之胚體，而非大人之縮形。……世俗不察，對於兒童久多誤解，以為小兒者大人之具體而微者也，凡大人所能知能行者，小兒當無不能之，但其量差耳。”214“小兒的發見”以後被他歸為“關於這‘人’的真理的發見”215之一。這幾年的研究工作，是周作人形成自己的人道主義思想體系的重要步驟。在他看來，兒童作為一種獨立存在，自具其一應特性；據此而施行合宜的教育方法，旨在保障他們享有健全完善的生活：“今之教者，當本兒童心理發達之序，即以所固有之文學（兒歌童話等）為之解喻，所以啟發其性靈，使順應自然，發達具足，然後進以道德宗信深密之教，使自體會，以擇所趨，固未為晚，若入學之初，即以陳言奧義課六七歲之孺子，則非特弗克受解，而聰明知力不得其用，亦將就於廢塞，日後誘掖，更益艱難，逆性之教育，非今日所宜有也。”216

周作人傳 第三章 一九一一（4）

周作人以兒童文學可供兒童教育應用，故特予留意；但並不忽略其文學特性，而且將此視為根本：“童話者，其能在表見，所希在享受，攖激心靈，令起追求以上遂也。是餘效益，皆為副支，本末失正，斯昧本義。”217自一九一一年歸國後起，就積極從事童話的蒐集整理工作。他說：“用童話者，當上採古籍之遺留，下集口碑所傳道，次更遠求異文，補其缺少，庶為富足。”218所作《古童話釋義》、《童話釋義》等，皆屬此例。他更在《紹興縣教育會月刊》發表啟示：“作人今欲採集兒歌童話，錄為一編，以存越國土風之特色，為民俗研究兒童教育之資材。”219結果只徵集到一首兒歌，他自己則陸續記了二百來則。手稿留存至今，題為《童謠研究》，包括所輯錄的古今有關論說，古代童謠和今代童謠，後者或據範寅《越諺》轉抄，或為周氏親自蒐集。稿本註明“二年癸丑一月始業，擬編為《越中兒歌集》一卷”220。以後他的興趣由兒童教育轉向民俗研究，擬據此寫成《紹興兒歌述略》，“箋註這一卷紹興兒歌，大抵我的興趣所在是這幾方面，即一言語，二名物，三風俗”221，但僅在一九三六年寫了一篇序言。

周作人依舊保持先前的文學抱負，雖然作品並不算多。他說：“現既以小說為文學之一種，文學之意義由今日言之，已趨於人生之藝術之一面，故小說自亦隨之轉變，非僅供娛樂為觀美，當關於人生根本問題有所關連，乃有價值可言。改良社會，自亦在範圍之內，唯不僅限於一部分，亦不能以皮相之解決為足，蓋問題至為溥博而深切，吾人不能輕為解決，而當以研究為要也。”222可謂承襲當年《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所云“夫小說為物，務在託意寫誠而足以移人情，文章也，亦藝術也”，不過更深入了；由此進而提倡“人的文學”，只是一步之遙。而另一處所說：“中國則猶在元始時代，仍猶市井平話，以凡眾知識為標準，故其書多蕪穢。蓋社會中之不肖者，恆多於賢，使務為悅俗，以一般趣味為主，則自降而愈下。流弊所至，有不可免者。因以害及人心，斯亦其所也。”223則又為標舉“文學的貴族化”埋下伏筆。他提出的“若在方來，當別闢道塗，以雅正為歸，易俗語而為文言，勿復執著社會，使藝術之境蕭然獨立”，主要是針對當下通俗文學之迎合大眾口味和膚淺干預現實而言，旨在強調文學自身的特性，而這與他此前此後的看法正相一致。就中惟有涉及語言形式時，仍持民報社聽講以來的“復古”立場，有待於文學革命興起，再行訂正。此時所作短篇小說《江村夜話》224，可以看作他的文學觀念的體現。與十年前的《孤兒記》相比，藝術手段大為提高，關注弱者的悲慘命運則一以貫之；雖然發表在《中華小說界》時被列為“社會小說”，卻與一般揭露之作大相徑庭。

周作人傳 第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