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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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無門，則由漸而習，慼慼之尤，乃或轉為浩浩。人方稱以為異，而不知積弱之民，非神明與體質並進於頑，萬無能倖存於一日。此孤兒之國民所以可悲也。”這樣一部為弱者、為個人張目的書，出現在“天演”、“競爭”風行之際，視為不合時宜可，視為先知先覺亦無不可。又說：“嗟夫，大地莽蒼，末日何屆，其惟與悲哀長此終古歟？即使不然，當其漸演漸進，姑無論進何所止，抑或烏托邦之可期，而人類悲哀，亦奚能絕跡於大地。即其演進所經，其騷擾至久，亦已大可嘆矣。昔囂俄有言曰：‘自由與健全同物。’斯言也，未能踐之於今昔，寧將踐之於將來乎？未可知也。嗚呼，此天演之義所以為千古之不磨，而終未能饜囂氏之心，而塞靈均之問者也。”80作者站在雨果的人道主義立場來質疑進化論——講得確切一點，質疑社會達爾文主義所指向的那個結果；或者反過來說，在“物競天擇、優勝劣汰”的背景下，重申雨果的人道主義立場，所關心的是其中無力競爭，不得不居於弱勢的一方，對他們的不幸命運深表同情。進一步更說：“吾聞之，人生以苦樂為究竟，否此者皆屬塗附之辭。故茫茫大地，是眾生者有一日一人不得脫離苦趣，斯世界亦一日不能進於文明。固無論強權之說未能中於吾心，而亦萬不能引多數幸福之言，於五十百步生分別見者也。”81這奠定了一位人道主義者的思想基礎。以後他始終堅持關心個人、不放棄每一個人的立場；所提倡的“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82，亦萌芽於此。——其實此前譯著中將英雄與理想一概歸諸女性，也可理解為基於女性系社會中的弱者這一前提；也就是說，《好花枝》中所述，做了《俠女奴》、《女獵人》等的底子。後來他更一再借用《莊子·天道》之“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概括自己這一思想。

與此同時周作人仍然繼續爭取留學日本。一九〇五年冬，北京練兵處擬派學生出國學習海軍，周作人所在頭班，全體被送去應考。十二月十七日抵達，翌年一月十三日離開。這是他第一次來北京。看了幾場京劇，其中的色情表演給他留下惡劣印象，加以接受不了某些唱法，乃至終生對京劇取抵制態度。考試及格，但因近視未能透過體檢，久久滯留於水師學堂。其間將所作詩稿編為一冊，題曰《秋草閒吟》。此卷已佚，序中有云：“嗟夫，百年更漏，萬事雞蟲，對此茫茫，能無悵悵，……”可見心境之一斑。《孤兒記》就在此時寫成，或許亦不無自況之意。直到五六月間，才獲准派往日本學習建築。夏秋之際，他與回國成親的魯迅一道東渡83。距離最初起念出國留學，已經過去整整三年半了。途中經停上海，他剪去了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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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傳 第二章 一九○六（1）

一

自從魯迅東渡，周作人與日本之間就有了難以斷絕的聯絡；現在他自己到了這久已嚮往之地。談及對於日本“最初的印象”，他說：“這印象很是平常，可是也很深，因為我在這以後五十年來一直沒有什麼變更或是修正。簡單的一句話，是在它生活上的愛好天然，與崇尚簡素。”84日本的衣食住引起他的好感，日本文化也對他產生極大影響。他曾為此寫過很多文章；但就當時而言，這影響與其說是一種外來的給予，不如說是一種啟示，一種共鳴。其間作為對應物的，既是他自己，又是辭別不久的故國。周作人的“日本觀”裡，隱含著他的“中國觀”和“生活觀”；所體現的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和一個關注、熱愛普通生活的人的姿態。可以引用他的兩段話作為說明：“中日同是黃色的蒙古人種，日本文化古來又取資中土，然而其結果乃或同或異，唐時不取太監，宋時不取纏足，明時不取八股，清時不取雅片，又何以嗜好迥異耶。”85“蓋我只從日本生活中去找出與自己性情相關切的東西來，有的是經驗上正面感到親切者，就取其近似而更有味的，有的又反面覺到嫌惡，如上邊的裹足，則取其相反的以為補償。”86

在日本五年，周作人的行跡未出東京之外，以後不止一次把這城市稱作“第二故鄉”。先住在本鄉湯島二丁目伏見館；一九〇七年春或稍後87，移居本鄉東竹町中越館；一九〇八年四月，移居本鄉西片町十番地呂字七號“伍舍”；十二月，又移居西片町十番地波之十九號，至一九〇九年八月為止，均與魯迅同住。後兩處系與許壽裳等合租。周作人說：“老實說，我在東京的這幾年留學生活，是過得頗為愉快的。既然沒有遇見公寓老闆或是警察的欺侮，或有更大的國際事件，如魯迅所碰到的日俄戰爭中殺中國偵探的刺激，而且最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