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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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起頭。此外他的多項“雜學”，均肇始於留日時期。可以說，經過在東京以及此前在南京總共十年的求學工夫，他的學問方向大致已定，只是尚需進一步精進，及有機會公表出來；雖然這多半是自家憑著興趣閱讀，在學校裡只掌握求學的工具即幾門外語而已。

《新生》儘管準備許久，到底沒有辦成。“雜誌擱淺的原因最大是經費，這一關通不過，便什麼都沒有辦法，第二關則是人力，實在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魯迅當時很看重袁文藪，他們在東京談得很好，袁就要往英國去，答應以後一定寄稿來，可是一去無訊息，有如斷線的風箏了。此外連他自己只有三個人，就是十分努力，也難湊得成一冊雜誌。”97

“我們留學日本，準備來介紹新文學，這第一需要資料，而蒐集資料就連帶的需要買書的錢，於是便想譯書來賣錢的事。留學費是少得可憐，也只是將就可以過得日子罷了，要想買點文學書自然非另籌經費不可，但是那時稿費也實在是夠刻苦的，平常西文的譯稿只能得到兩塊錢一千字，而且這是實數，所有標點空白都要除外計算。”98一九〇六至一九〇八年間，周作人根據英文翻譯了三本小說：《紅星佚史》、《勁草》和《匈奴奇士錄》99。其中一、三兩種，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分別於一九〇七年十一月和一九〇八年九月出版，署會稽周逴譯。前者得稿費二百元，後者得一百二十元。第二種因已別有譯本，未獲出版。譯稿幾年後寄給某日報社，沒有登出，反被遺失。

按照周作人的說法，上述譯作當屬籌備中的《新生》的副產品；從他的文學歷程來看，卻有承上啟下的意義。“我譯《紅星佚史》，因為一個著者是哈葛德，而其他一個又是安特路朗的緣故。當時看小說的影響，雖然梁任公的《新小說》是新出，也喜歡它的科學小說，但是卻更佩服林琴南的古文所翻譯的作品，其中也是優劣不一，可是如司各得的《劫後英雄略》和哈葛德的《鬼山狼俠傳》，卻是很有趣味，直到後來也沒有忘記。安特路朗本非小說家，乃是一個多才的散文作家，特別以他的神話學說和希臘文學著述著名，我便取他的這一點，因為《紅星佚史》裡所講的正是古希臘的故事。這書原名為《世界欲》（The　World’s　Desire），因海倫佩有滴血的星石，所以易名為《紅星佚史》。”100英國作家哈葛德（Rider　Haggard）101著書已經林紓等翻譯多部，風行一時；與安特路朗合作長篇小說卻只此一種。原書出版於一###〇年，融“傳奇”與“神話”於一體；或者說，以哈葛德的“筆法”來寫安特路朗的“內容”——這兩方面，恰恰分別是周作人迄未終止和剛剛萌生的興趣所在。而他在序言裡詳細稽考書中事蹟出處，又作有許多“關於古希臘埃及神話的人物說明”的註釋，似乎說明關注點已經明顯偏向於安特路朗了。只是出版時，“我們所苦心蒐集的索引式的附註，卻完全芟去了”102，令他耿耿於懷。周氏晚年翻譯古希臘作品，註釋往往與正文字數相當，其實還是這個路數，不過更其精深罷了。

周作人傳 第二章 一九○六（4）

《〈紅星佚史〉序》中所說，很能代表譯者當時的文學觀念：“中國近方以說部教道德為桀，舉世靡然，斯書之繙，似無益於今日之群道。顧說部曼衍自詩，泰西詩多私制，主美，故能出自繇之意，舒其文心。而中國則以典章視詩，演至說部，亦立勸懲為臬極，文章與教訓，漫無畛畦，畫最隘之界，使勿馳其神智，否者或群逼拶之，所意不同，成果斯異。然世之現為文辭者，實不外學與文二事，學以益智，文以移情，能移人情，文責以盡，他有所益，客而已，而說部者，文之屬也，讀泰西之書，當並函泰西之意，以古目觀新制，適自蔽耳。”這話用來講《紅星佚史》，此前之《俠女奴》、《玉蟲緣》，此後之《匈奴奇士錄》等，均無不可。“移人情”其實也能涵蓋“弱小民族文學”——它是在此範疇之內有所選擇，而不是超出其外。以後周作人寫《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所論雖然繁複，仍然以“移人情”為核心。

《勁草》即俄國作家阿列克賽·康斯坦丁諾維奇·托爾斯泰（Алексе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Толстой）一八六二年所著長篇小說《Князь　Серебряный》103。周作人說：“這位大托爾斯泰比那《戰爭與和平》的著者年紀要大十一歲，雖然不及他的後輩那麼有名，可是他那小書在本國大受歡迎，我們看了也覺得非常有趣。”104該稿系周作人據英譯本轉譯，他起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