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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傳 自序
前些時我勸一位久已中斷寫作的朋友說，如果不訴諸筆墨，我們那些閱讀時的感想就更是“未完成”的了。或許這正是我自己終於下決心撰寫此書的原因。我最早接觸周作人的作品是在一九八六年，起初只是一點興趣使然，後來著手校訂整理，於是讀了又讀。先後出版《周作人自編文集》、《苦雨齋譯叢》、《周氏兄弟合譯文集》等，一總有七八百萬字，連帶著把相關資料也看了不少。有段時間我無心寫作，適有朋友提起《周作人傳》這個題目，我想正可藉此把他的全部著譯以及所能找到的生平材料一併重讀一遍。這樣花去一年時間，記了不少筆記。之後又用整整兩年寫成這本書。說到底還是“讀後感”，與我向來那些小文章相彷彿，只是循著傳主一生的線索，所言稍成片段而已。二十年來在這方面所下工夫至此有一了結，知我罪我，全在讀者；我自己今後大概要另外乾點別的事了。
雖然陸續有《周作人研究資料》、《回望周作人》之類書籍面世，周氏的生平材料仍然非常匱乏。日記迄未完整印行，一也；書信很少蒐集整理，二也；檔案材料不曾公佈，三也；當年的新聞報道、訪問記、印象記還沒彙編出版，四也；後來的回憶文章缺乏核實訂正，五也。目下寫作一本像傑弗裡·邁耶斯著《奧威爾傳》和若斯亞娜·薩維諾著《瑪格麗特·尤瑟納爾》那樣翔實的傳記，實無可能。但是即便把這幾件事都給做了，材料是否就夠寫一本真正的傳記，仍然未必。
上述諸事，可以分為兩種情況：其一是不敷使用，其一是不敢盡用。前者非個人力所能及，只能儘量少點兒遺漏；後者則不妨略予甄別。不少回憶之作，或主動，或被迫，攙雜不實之辭，乃至以訛傳訛。譬如許壽裳著《亡友魯迅印象記》談及一九二四年周氏兄弟發生衝突，有云：“……一忽兒外賓來了，正欲開口說話；魯迅從容辭卻，說這是家裡的事，無煩外賓費心。到者也無話可說，只好退了。”周作人即在《知堂回想錄》中有所訂正：“這裡我要說明，徐是徐耀辰，張是張鳳舉，都是那時的北大教授，並不是什麼‘外賓’，如許季茀所說的，許君是與徐張二君明白這事件的內容的人，雖然人是比較‘老實’，但也何至於造作謠言，和正人君子一轍呢？”此外年代久遠，記憶難免失真，《知堂回想錄》亦偶有此病。凡此種種，我們均須多加小心。
本書的側重點與一般生平傳記亦有不同。在我看來，對於周作人這樣一位思想者和著作者來說，思想的發展脈絡和表述過程遠比其一生經歷更其重要，筆墨因此較多用在這裡，而相關資料亦稍齊備。此所以坊間已有不止一種周氏傳記，我仍然要寫這本書。至於以傳記而言那些書寫得如何，姑置勿論。
我曾強調不能將“傳記”與“傳記小說”混為一談。傳記屬於非虛構作品，所寫須是事實，須有出處；援引他人記載，要經過一番核實，這一底線不可移易。寫傳記有如寫歷史，不允許“合理想象”或“合理虛構”。這本書自不例外。如此，雖然難以寫得熱鬧，卻不至於信口胡說。我只打算陳述事實經過，無論涉及傳主的思想，還是生平；容有空白，卻無造作。至於自家看法，不管與他人相同或相異，均屬一己之見。在“周作人”這個充滿爭議的題目上，我既不是辯護者，也不是指控者。所以相關想法，恐怕“卑之無甚高論”。我當然自具立場，然而我的立場不能橫亙在讀者與事實之間。
二〇〇八年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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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傳 第一章 一八八五（1）
一
一九〇一年八月二十五日，紹興東昌坊口新臺門周家收到兩封南京來信。一封是礦務鐵路學堂學生周樹人寫給弟弟周櫆壽的，通報在江南水師學堂任國文教習兼管輪堂監督的叔祖周椒生已經同意他前去充當額外生。一封是叔祖本人寫給兄弟倆的祖父的，講的也是此事，不過增添一點：他為櫆壽改了新的名字，叫做“作人”。後來周作人解釋說：“這位監督很有點兒頑固，他雖然以舉人資格擔任了這個差使，但總覺得子弟進學堂‘當兵’不大好，至少不宜拿出家譜上的本名來。”1此舉早有先例，三年前哥哥樟壽前往南京，即由叔祖根據《管子·權修》之“百年樹人”給改名“樹人”；這回則用的是《詩經·大雅·棫樸》“周王壽考，遐不作人”的典故。
改個名字無足輕重；離開紹興，前往南京上學，卻是這個就要採用新名字的人重要的人生轉折點。周作人一生的命運，似乎就係於幾次“走”或“不走”：可以與這次去鄉相提並論的，是一九〇六年前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