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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中的寶玉，有個十分令人費解的“愛紅毛病”，就是愛舔食女兒嘴上的胭脂。如果是性萌動的表現，以寶玉的身份地位，要哪個女兒不可得？如果僅僅是異食癖，奩中盒內，胭脂盡多，何必舔食女兒嘴上那點可憐的胭脂？其實，《紅樓夢》中關於“愛紅毛病”的描寫，也是象徵性的。象徵的就是從事言情傳奇的創作活動。當時的言情戲劇，都是以描寫女人為主的。從事這一行，正所謂“舔食”女人“嘴上胭脂”的勾當。
《紅樓夢》主人公寶玉自命“絳洞花主”（一說“花王”），讀者都感到不可理解：寶玉自命“鬚眉濁物”，連說“女兒”兩個字都要事前漱口，平時為姐妹們甘充廝役，如何以“花主”自居？眾女兒又如何肯承認他的“花主”地位？其實，只要明白了洪昇在《紅樓夢》中對《長生殿》的象徵性描寫，這些不可理喻的描寫都不言自明瞭。在清初的傳奇界，主要是搬演言情作品，言情作品的頂峰是《長生殿》，洪昇在傳奇界自然有“花主”的無上地位，因為他就是“天下古今第一大淫人”！
《紅樓夢》確實不僅言情，而且宣淫，文字並不十分乾淨。其中對寶玉“初試雲雨情”的描寫，對賈璉與燈姑娘的床上動作描寫，對賈珍父子兄弟與二尤鬼混的描寫，對秦鍾和智慧、茗煙和萬兒幽會的描寫，都屬宣淫而非言情。《紅樓夢》的言情宣淫寫法，在中國漫長的封建時代，都是驚世駭俗之舉，特別是宋代以降，隨著理學統治地位的鞏固，對“髒唐臭漢”社會風氣的否定，對婦女貞節觀念的強化，使封建知識分子都虛偽地表現出一副道貌岸然的道學形象。元代雖然文學管制偏松，屢有言情作品出現，但公然宣淫的作品並不多見。只有在17世紀，明末清初的天翻地覆環境下，文壇曾掀起一股言情宣淫的狂潮。到了18世紀，雍乾以降，隨著文化管制的加強，文字獄的震懾，對淫書的禁燬，這股文壇淫風才銷聲匿跡。
明末清初的言情宣淫狂潮，大致有三個源頭。一是由於不滿理學統治造成的令人窒息的社會風氣，市民階層自發地要求個性解放、思想活躍，加之朝廷管制的相對寬鬆，因而出現的社會文化現象。二是社會上盛行奢侈之風，官僚貴族竟相攀比奢靡程度，富貴人家，“一裘而費中人之產，一宴而靡終歲之需”；飽暖思淫慾，致使淫穢放縱之風盛行。三是理學思想異化造成的，產生於明代的陸王心學，在明末清初產生了兩個方向的影響：一方面由“心即理”的命題而使理學墜入空疏空談；另一方面由於重視內心體悟促成了重個性、重性情的浪漫主義思潮。從這個意義上說，明末清初的思想解放運動，也是“心學”的副產品，是“理學”異化的過程和結果。
17世紀的文學作品，大致有三個突出的特點：一是在內容上追求香豔，言情宣淫。其中明末的作品，以小說《金瓶梅》和傳奇《牡丹亭》為典型代表；清初的作品，以小說《聊齋志異》、《紅樓夢》和傳奇《長生殿》、《桃花扇》為典型代表。其他短篇話本集、長篇小說、傳奇雜劇，則多如牛毛，不可勝舉。雍乾時代禁燬的書籍，絕大多數產生於這一時期。這些文學作品的共性是追求個性解放，宣揚女性意識，表現出一種背離儒家傳統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紅樓夢》中“女水男泥”的怪論，就是明末大儒陸九淵的學生謝希孟首先發明的。據《西湖遊覽志餘》記載，謝認為“天地靈秀之氣不鍾於男子，而鍾於婦人，”可見與《紅樓夢》的思想承繼關係。在當時的文壇，無論是名滿天下的巨匠還是初出茅廬的黃口，都竟相吟豔詞淫詩，作春宮情事，以“花前有美人陪伴讀《西廂》為榮，《紅樓夢》描寫的寶黛讀《西廂》場景，並非作者新創。二是在手法上逃避現實，寫夢寫幻。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的“臨川四夢”、《聊齋志異》、《長生殿》、《紅樓夢》，都是此類作品的佼佼者。雍乾時代查禁的所謂“淫書”，也不乏用夢幻手法表現的作品。採用這種手法的目的大概不僅僅在於規避文網，重要的在於這是一種浪漫主義手法，與個性解放的要求契合，也使作品展示的時空更廣闊，更靈活，更能夠生動充分地表現愛情婚姻生活。三是在語言上追求通俗，使用白話。從小說界看，這一時期的作品除《聊齋志異》外，《金瓶梅》用的是地道的山東方言，《紅樓夢》用的“假語村言”是純正的北京方言。當時眾多的“淫書”、話本，用的也都是白話，浙江方言、吳儂軟語、粵語、河南話、四川話、陝西方言都有。從傳奇界看，這一時期傳奇作品的唱詞和唸白，也自覺做到“明白如話”。人們常把“白話運動”歸功於“五四”，其實，17世紀思想解放運動時期，就開始了白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