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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的女性觀，正是這一時期的客觀現實。
其一，順治二年，清兵下江南，南明小朝廷土崩瓦解。江南廣大人民，特別是士大夫階層，不僅政治上經歷了改朝換代的陣痛，經濟上經受了兵匪雙方的洗劫，在身心上還經受了一次剔發蓄辨的奇恥大辱！按照當時的通行說法，江南士子被迫接受的是“男降女不降”的屈辱現實。女人可以繼續著“民裝”，裹小腳，插戴傳統釵釧，而男人則必須剃掉前額頭髮，腦後拖一條豬尾巴辮子，並改穿旗人裝束。
清庭為了強制推行在江南的剃髮易服措施，實行了殘酷的“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高壓政策。今天的人們看易服剃髮行為，似乎並非什麼原則問題，但在當時與封建正統觀念卻發生了嚴重衝突，更何況還使亡國滅種之痛更深刻、更表面化了。在這種社會現實面前，堂堂男子漢不可避免地會羨慕女人的傳統裝束，併產生自慚形穢的感覺，從而造成自主人格的缺失。這就是女人“清”而男人“濁”，見了女人“清爽”，見了男人“濁臭逼人”心理的真正起源。在當時文人的筆下，就記載了流行於杭州、蘇州、南京一帶的民間諺語：“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女人是水做的骨肉。”《紅樓夢》這樣描寫，不是什麼作者獨出心裁，更不是什麼新創造，而是對當時江南男人、特別是士大夫階層屈辱心態的忠實記錄。
其二，明末清初，江南地區女性的文化生活十分活躍，確實湧現出來一大批女性作家。他們主要由兩類人物組成：一類是士大夫家庭出身的名門閨秀，她們由於家學深厚，所以在文學領域多所建樹。如葉紈紈、葉小紈、葉小鸞三姐妹，她們的母親沈宜修本身就是當時吳江一帶女性作家的盟主；再如清初大學士陳之遴的妻子徐燦，與顧太清、吳藻合稱為清代閨秀詞三大家。另如方孟式五姐妹、黃媛貞兩姐妹、商景蘭母女、金聖嘆之女金法筵、夏允彝之女夏淑吉等，都是轟動一時的著名才女。為保護全城百姓而英勇獻身的吳絳雪，也是一個著名才女，《桃花雪傳奇》就是根據她的事蹟創作的。
另一類才女是出身青樓的歌女或名妓。如馬湘蘭、柳如是、寇白門、顧橫波、卞玉京、王微等人，她們都是工詩善畫，多才多藝，並與當時的名士如錢謙益、吳偉業、侯方域、冒闢疆等經常酬唱往來。她們的名氣，固然有自身學習歷練的原因，但也不排除名士吹捧揄揚的結果。在這些著名文人的作品中，對她們的事蹟多有記載。
其三，女性文人結社、出版作品，是明末清初獨特的文化現象。才女歷代皆有，但女性的文學生涯成為社會活動，以至於公開結社、出版，則是名末清初獨有的社會現象。
由於女性文學活動數量的增加和質量的提高，女性勝於男子的呼聲也越來越高，以至當時出現了“漫道文章千古事，而今已屬女青蓮”，“舊日鳳凰池故在，而今已屬女相如”的說法。女性文學活動的普遍化、公開化，必然帶來結社、出版等社會要求，女詩社、女詩集就應運而生了。
當時最著名的女詩社，就是以徐燦為首的“蕉園五子”，其成員有柴靜儀、林以寧、朱柔則、錢鳳綸等。她們經常聚在一起，互相切磋，考較文藝，在當時傳為佳話。其中林以寧是當時著名文人洪昇的表妹，也是洪昇表弟錢肇修的妻子。在當時創作的小說《兩交婚》、《女開科傳》等作品中，都有對才女們結詩社情景的描寫，可見已是風靡天下的雅事了。
以上列名的才女，大多數有自己的作品集，其中詩集、詞集、文集、傳奇都有。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陳維崧《婦人集》、葉紹袁《午夢堂集》中，都收錄記載了許多才女的作品。
其四，明末清初的女才子，大多下場悲慘、英年早逝，可謂“萬豔同悲”。出身於名門貴胄家庭的女才子，很多由於婚姻不良、家庭不幸而鬱郁以終；有些雖然獲得了郎才女貌、夫唱婦隨的美滿家庭，但由於改朝換代的原因，士大夫階層多屬不合作者，也必然落得悲慘的結局。在夏鹹淳的《九天亦複稱才乏，獨向人間索女郎》文中，就記載了葉小鸞過人的才華、家庭父母子女間獨特的文學氛圍以及最後三姐妹全部英年早逝的痛苦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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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歷史思想（3）
出身妓女的才女們，命運往往更加悲慘，她們從良後多為人做妾，在吃人的封建大家庭中，她們的命運是註定不得善終的，董小宛、柳如是便是她們的突出代表。柳如是嫁兩朝名士錢謙益為妾，當時錢已是高齡，錢死後，受家庭中子侄排擠，不得已自經身亡。《紅樓夢》中在黛玉身上寄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