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人的另一種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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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歷史，不僅有利於政治文明的推進，也有利於我們構建平穩的和諧社會。

“文革”是“史無前例”的，“文革”歷史是不容迴避的。這段重要歷史的展示性場館總會在中國大地上出現，現在各地已有好多所民間自發創辦的“文革博物館”就證明有這種社會需求。但其中有的場館缺乏正確觀念的引導，展品蕪雜，甚至將“文革”物品與文物收藏的商業炒作結合起來，美化了“文革”的歷史作用，重新煽起“個人崇拜”。這對黨的進一步發展，對黨的新一代領導人的威望及其對國家貢獻的歷史評價，都是不利的。

不言而喻，這種場館由國家建比民間建有利於國家，從現在開始籌建比以後建有利於推進中國的政治文明建設，有利於人民群眾的自我教育，它不僅有歷史意義，更有其現實意義和需要。

提案人也知道茲事體大，宜從長計議，但至少我們現在應該以開明的姿態向社會釋放出要正視“文革”歷史，準備“籌建”文革博物館的資訊。逐步揭開“文革”的歷史真實，讓人民群眾瞭解今勝於昔，抑制“個人崇拜”再度升溫，大力宣傳中國共產黨是與時俱進的，現在的中共領導人是更加成熟穩健的，使人民群眾真正認識到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一步深化改革才是我們唯一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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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下海”（1）

上世紀90年代初，我曾作為“文人下海”的典型被媒體廣泛報道，一晃過去了14年，“逝者如斯夫”！開始我只有78萬元資本，如今鎮北堡西部影城的有形資產近兩個億。荒蕪中無人問津的古堡廢墟，早已變成寧夏首府銀川市第一個“國家AAAA級景區”，有“中國電影從這裡走向世界”的讚譽，這裡成功地承辦了“第13屆金雞百花電影節”，更是來寧夏的外地旅客必到之處，年接待遊客量近40萬人次，門票收入上千萬元，寧夏黨政領導和老百姓公認西部影城是“寧夏之寶”，品牌的無形資產要大於有形資產數十倍。

90年代初“下海”的文人不少，後來大都紛紛爬上了岸，作家中大概只有我還在經營企業。回首創業初期一路顛簸至今，有艱辛也有欣慰。如果要我總結經驗，我想大致可以概括為這樣兩條：

一、機遇；二、創辦者個人的市場經濟思想準備和人文素養。

先說“機遇”。鎮北堡是明清兩朝在西北地區修建的200多座邊防兵營中的一座。我發現它是在1962年春我第一次勞改釋放當農業工人去趕集的時候，正如我在小說《綠化樹》中寫的，它“坐落在山腳下的一片卵石和砂礫中間，周圍稀稀落落地長著些芨芨草。”這裡所說的“山”即賀蘭山。那時，鎮北堡方圓百里是一望無際的荒灘。沒有樹，沒有電線杆、沒有路、沒有房屋，沒有莊稼。我走了大約30里路，眼前一亮，兩座土築的城堡廢墟突兀地矗立在我面前。土築的城牆和荒原同樣是黃色的，但因它上面沒長草，雖然牆面凹凸不平卻顯得異常光滑，就像沐浴後從這片荒原中冒出地面似的，在溫暖的冬日陽光下顯得金碧輝煌。鎮北堡給我的第一印象是美的震撼，它顯現出一股黃土地的生命力，一種衰而不敗、破而不殘的雄偉氣勢。

原來作為軍事要塞的鎮北堡內，所有建築物都被附近老百姓拆的一干而淨，連城門洞的磚也拆的一塊不剩。裡面隨意地搭建了一些簡陋的羊圈。但我還是發現了它有一種銀幕上的審美價值，在小說《綠化樹》中我就寫了它讓我聯想到好萊塢拍攝的以中東為背景的影片。1980年，我平反後分配到寧夏文聯，正值廣西電影廠的導演張軍釗要拍根據郭小川長詩改編的電影《一個和八個》。攝製組從陝北採景一路跋涉到寧夏，都沒有找到理想的地方。到銀川，他們請寧夏文聯的幹部協助他們找。我就把鎮北堡介紹給文聯幹部，叫人領攝製組去看。《一個和八個》是鎮北堡拍攝的第一部電影，這部電影后來被電影評論家評為第五代導演的開山作，是所謂新時期電影的經典之一，而張藝謀當時還是個默默無聞的攝影師。自此以後，大導演謝晉接踵而至，拍了根據我小說《靈與肉》改編的電影《牧馬人》，後來又根據我的小說《邢老漢與狗的故事》拍攝了《老人與狗》。《老人與狗》是著名藝術家謝添的絕響，而《牧馬人》的觀眾人次至今還未被突破。張藝謀後來又在這裡拍攝了他的成名作《紅高粱》，還有陳凱歌來拍了《邊走邊唱》，騰文驥來拍了電影《黃河謠》，由於我的介紹，鎮北堡逐漸有了影視城的雛形。這座古堡的廢墟因為被我發現而改變了命運，這是鎮北堡古堡的機遇。

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