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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我說道,用手捂住電話的話筒,用最能令人侷促不安的眼神盯著門童,“你不知道自己正在跟誰說話嗎?”
我們一連四天都待在拍攝現場,等到我們被告知馬利的戲已經全部完成、不再需要他提供服務的時候,詹妮和我都覺得我們已經成了射擊場電影製作公司這個大家庭的一部分了。儘管是這個大家庭當中唯一沒有薪水的成員,但我們仍然是其組成部分。當我們將馬利召喚進小型客貨車裡的時候,詹妮不加思索地對聽力所及範圍之內的人們衝口而出:“我們愛你們!真是迫不及待地想看看剪輯之後的成品呢!”
可是我們所能夠做的,只是耐心地去等待。一位製作人告訴我們說,他們需要八個月的時間,然後我們可以打電話過去,他們便會將樣片給我們寄過來。可是,八個月之後,當我打電話過去的時候,一位前臺人員讓我在電話裡稍等一會兒,幾分鐘之後,他回到了電話旁,說道:“為什麼你不等幾個月之後再試試呢?”我只好又等了幾個月時間,然後再次試著打電話過去詢問,得到的卻是與上一次同樣令人失望的答覆。我又等待了一段時間,又打電話過去,反反覆覆好幾次,可是每一次都被搪塞和拖延。我甚至能夠想像到接待員是怎樣用手捂住話筒,低聲對坐在剪輯桌子旁的科斯說道:“那個瘋狂的狗主人又打電話來了。您希望我這次怎麼跟他說?”
最後,我終於不再打電話過去了,無可奈何地接受了我們永遠都不會看到《最後的本壘打》這一宿命了,相信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