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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紅樓夢》交代的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的原型。《紅樓夢》書中古怪的山名來源於康熙皇帝為這裡御書的“盤古寺”、“戶外一峰”匾額。康熙二十八年，洪昇在遭受人生重大打擊之後，曾到這裡“逃禪”，《紅樓夢》的創作，就是洪昇在“愧則有餘，悔又無益之大無可如何”心境下，在這裡開始構思的，所以《紅樓夢》開篇就交代作書的“石頭”和傳抄問世的“空空道人”在這裡對話。“空空道人”也就是“情僧”的原型，就是盤山青溝寺住持、洪昇的老朋友拙和尚，也叫拙道人，確實具有僧道二重身份。“東魯孔梅溪”的原型，是洪昇的老師、當時詩壇領袖王漁洋；“吳玉峰”的原型是洪昇的忘年交、著名西昆體詩人吳修齡；“棠村”的原型便是曾經為洪昇作品撰寫過序言的當朝宰相、著名詩人梁清標！這一系列人物及其與洪昇的特殊關係，更加印證了洪昇的《紅樓夢》作者地位！
第二個解決的是關於《紅樓夢》與南明小朝廷關係的問題。這個問題對於正確理解《紅樓夢》作品的主題和宗旨，對於揭開《紅樓夢》書中一直難以解釋的“反滿思想”謎團，是至關重要的！《紅樓夢》書中隱約表現了強烈的“悼明反清”意識，這一點過去索隱紅學看清了但找不到原因，考證紅學因為說不清原因而採取因果倒置方法加以否定。我經過精心考證，證實洪昇是個具有強烈“遺民”思想的文學家，《紅樓夢》創作初期，同《桃花扇》一樣，是一部以南明時期“秦淮名妓”柳如是與江南才子陳子龍、錢謙益的三角愛情婚姻糾葛為主線，間接表達明清改朝換代興亡感嘆的作品。書中關於“甄賈寶玉”和“元妃”的奇怪描寫，就是根據南明時期的“真假太子案”和“童妃案”創作的。書中黛玉的《葬花詞》，描寫的是柳如是在與陳子龍分手後，在西子湖畔漂泊無依時的痛苦心情。書中姐妹們所作的《菊花詩》、《海棠詩》，都是按照南明時期秦淮名妓董小宛、柳如是、李香君等人的原詩仿作的。《紅樓夢》這個書名，直接來自陳子龍與柳如是同居時所作的一首表達快樂心情的詩《春日早起》。洪昇後來把《紅樓夢》改寫為以自己和姐妹們親身經歷為主要內容的小說，但原來描寫改朝換代的內容未刪除乾淨，客觀造成《紅樓夢》明寫“家難”、暗寫“國仇”的效果，比如書中元妃的判詞，本來是仿照抗清少年英雄夏完淳的詩撰寫的，但改編後判詞未改，致使今天的讀者難以理解。
土默熱紅學研究自述（3）
第三個解決的是關於《紅樓夢》成書過程的問題。《紅樓夢》確實是乾隆中葉從曹雪芹手中傳抄出去的，但曹雪芹不是《紅樓夢》的作者，確實如書中交代，只是個“披閱增刪者”。曹雪芹同洪昇生活的時間相隔一個甲子左右，生活地點也相隔千里之外，二者之間還真的能夠有什麼密切關係麼？經過我的不懈努力，終於用事實證明了這一點。洪昇與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私交甚篤，在洪昇六十歲那年，應曹寅約請，帶著《紅樓夢》手稿“行卷”來到南京織造府，在這裡“暢演”了三夜《長生殿》。曹寅看了洪昇的“行卷”後，大受感動，答應為老朋友的作品出版“問世”，有曹寅《贈洪昉思》詩為證。洪昇歸途中酒醉落水而死，手稿從此落在曹家。曹寅沒有完成老朋友的心願也病死了，後來曹家被抄，舉家返回北京。一個甲子後，曹雪芹翻出了洪昇的手稿，閱讀之下感到與自己家事蹟類似，產生心理共鳴，於是開始五次“披閱增刪”，傳抄問世。《紅樓夢》開篇交代的作品作者、抄閱者、增刪者，說的都是真實可信的。裕瑞《棗窗閒筆》的記載，也是客觀真實的。以上考證研究，清楚地解釋了《紅樓夢》成書過程之謎，回答了以往《紅樓夢》研究中的關鍵死結！
我的《紅樓夢》研究解決的“三個基本問題”和“三個關鍵問題”，構成了一個完全有別於傳統紅學的全新的紅學體系，這個體系應該說是完整的、嚴密的，不僅三個基本問題是文學研究“三要素”的三位一體關係，三個關鍵問題也同三個基本問題構成了一個和諧融洽的整體，並從三個側面進一步支援了洪昇的著作權。有的朋友戲稱我這套全新的紅學體系為“土默熱紅學”，其實這麼稱呼也是可以的，用獨立研究者的名字為一個新的學說命名，乃學術界慣例，並非我好大喜功，有意誇耀自己。
“土默熱紅學”體系並非對以往紅學體系的修補，而是對《紅樓夢》進行了全新的解讀。根據這個新的學說，我們可以看出：《紅樓夢》描寫的是一場改朝換代時期的歷史悲劇，是一場江山淪亡後的民族悲劇，是一場封建大家族凋零的天倫悲劇，是一場封建士大夫沉淪的人生悲劇，是一場知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