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佛小說集:當我們談論愛情時我們在談論什麼

第1部分 (第2/4頁)

系……你要是硬要我說屬於卡佛的獨一無二的氣息是什麼，我也說不上來，也不想說，反正書裡的一切都是這個叫做雷蒙德？卡佛的傢伙的，那隻老孔雀，那隻噁心的耳朵，那隻麵包圈，軟座車廂，這些都是他的，這個窮鬼的，這些平常的卑微的不起眼的瑣碎日子，就這樣成了永恆，而他擁有這一切，永遠擁有。”

這個帖子現在就貼在“尋找雷蒙德？卡佛”的網站上，我不知道這位老兄是誰，但他絕對是小說的“優秀讀者”，在我看，“3rdcolour”、小二，包括區區在下，都算是卡佛的“優秀讀者”，這個名詞是納博科夫的《文學講稿》裡提出來的。當然，從喜歡卡佛的小說到動筆翻譯其所有的小說，小二儼然是個“翻譯家”，我們不過是一幫樂於分享，懂得欣賞的“粉絲”，願意把卡佛的東西炒得熱一點兒，但是，面對卡佛，還有更多的一些了不起的作家，做一個“優秀讀者”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兒。

苗煒

小二：譯後記（1）

當短篇小說集《談論愛情時我們都在說些什麼》於1981年4月出版時，美國具有傳統的現實主義寫作正處於萎靡不振的狀態，取而代之的是各類試驗性的後現代寫作，小說流派多到了令人眼花繚亂的地步，如“超小說”、“非虛構小說”、“自省小說”和“寓言小說”等等。同時，短篇小說集的銷售極為窘迫，即使是名家的短篇小說集，也只能賣出去幾千本。卡佛的這本短篇小說集如同一針強心劑，為美國短篇小說寫作注入了新的生命，對美國現實主義寫作傳統的復甦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小說集裡篇幅不長的十七篇小說也使當時名不見經傳的卡佛成了一個備受矚目的小說家，併為他贏得了“美國的契可夫”這一稱號。《談論愛情時我們都在說些什麼》出版後，效仿者趨之若鶩，卡佛成了美國繼海明威之後受到模仿最多的作家。那一時期美國文學雜誌經常收到被編輯戲稱為“卡佛式小說”的投稿。《時尚先生》（Esquire）曾開出一個現代人必讀的書列（共75本），《談論愛情時我們都在說些什麼》就名列其中。

這一文學現象也受到了另一個英語國家文學界的關注，英國文學雜誌《格蘭塔》（Granta）編輯布福德（Bill　Buford）於1983年出版了一期美國小說特刊，他在引言中說道：“美國似乎出現了一種新型小說，這是一種怪異的和令人難以釋懷的小說。它不僅與英國當下的小說不同，和通常的美國小說也大相徑庭。”從外表上看這一類小說與現實主義有相似之處，但其敘事手法與傳統的現實主義有著顯著的差異。評論家給這類小說貼上了各種各樣的標籤，如“新現實主義”、“超現實主義”、“高度寫實主義”、“照相現實主義”等等，而布福德則稱它為“骯髒現實主義”（dirty　reali*）。兩年後，《密西西比評論》也推出了一期這類“新小說”的特刊。編輯赫辛格（Kim　Herzinger）在題為《論新小說》的引言裡表示了與布福德相似的看法：“我猜想出現了一類新的小說，證據是美國主要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一些書的語調和結構以及它們受到媒體關注的程度。”赫辛格在引言裡首次把“極簡主義”（minimali*）這一通常用於音樂和視覺藝術的術語運用到了文學作品上。從此以後，這一新小說的領軍人物卡佛就被一些評論家稱作“極簡主義之父”。卡佛在世時曾出版過四本重要的小說集，但提起卡佛的小說，人們最先想到的就是《談論愛情時我們都在說些什麼》這本小說集，它幾乎成了卡佛小說的註冊商標，被譽為“極簡主義”　文學寫作的“聖經”。

《談論愛情時我們都在說些什麼》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巨大的反響，是因為卡佛在這部小說集裡運用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寫作手法，如評論家經常提及的不可靠敘事者、非確定性敘事以及省略和空缺手法等等。具體的表現是小說中常見的修飾性詞彙、反映作者觀點的闡述性文字不見了。小說的句式和用詞簡單，敘事者往往遠離事件主體，用有節制的語調敘事。小說經常由幾個像是被照相機和錄音機記錄下來的生活片段組成，而這些片段之間的一些有機聯絡則被人為地省略了，使得小說的情節模糊，故事性不強並具有多義性。在小說結尾處卡佛往往不給出一個確定性的終結，而是用模糊的口氣暗示一種即將到來，但很可能是更加糟糕的結果。說到小說中的人物，他們多數是體力勞動者，如餐館女招待、鋸木廠工人、修車工、推銷員和汽車旅館管理員等等。這些普通人有著普通人的願望，做著再普通不過的事情，但他們發現自己在為生存而掙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