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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媒體，有關太空政策的決策制定出來以前，就連在政府內部進行的分析和辯論也少得可憐。意識形態以及所謂武器化反正“無可避免”的調門兒壓過了嚴謹的分析。蘭德公司（RAND）分析員卡爾·穆勒（Karl Mueller）稱，所謂“無可避免”的假設是“基於雞零狗碎的證據和邏輯，推論是如此流俗，以至於只適合電視上的脫口秀節目，而不能作為國家決策的基礎”。事實是很重要的，不幸的是，實事求是現在可不合時宜。
卡託研究所（Cato Institute）主席艾德·克蘭尼（Ed Crane）寫到，布什總統沒能對美國社會保險部門實施私有化的原因在於布什過於關注“償付能力、轉移成本、沒有資本的信用以及償還率等實際問題”。他建議白宮將社會保險部門私有化變成一項“情感事業”，這一做法能夠使辯論偏離對數字和事實的苛刻審視。太空政策方面也很流行同樣的戰術。
美國公眾在多大程度上會拒絕事實和科學？很明顯，程度很大。但是，感性與激情本來就是美國精神的一部分，講求實際而且明智的實用主義也是，這才能將夢想變成現實。也許武器化的鼓吹者能夠提供強大的證據，在這個國家開始從事太空武器化之前，他們應該這樣做，而且，在美國走得更遠之前，他們現在就必須這樣做。在這件事情上，我們是有選擇的，而且應該選擇最符合美國長期利益的方案。
似乎國會、媒體和公眾就是不願意知曉美國在空間政策上正在轉入新方向，也許是因為他們在全球反恐戰爭、伊拉克、社會福利、健康食物以及其他一大堆強烈的公眾關切方面已經疲於應對了。那場反恐戰爭在2006年被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定性為一場“長期戰爭”。此外，消費主義也難辭其咎—人們太胖，太興高采烈，以至於沒空去關心這些問題。太空武器是如此遙遠，如此專業，如此難以設想，還是不去理會為好。也可能電影使得公眾認為太空武器不過是小事一樁。無論如何，那些渴望太空武器化的人絕不僅僅是樂於見到公眾繼續置身事外，使鼓吹武器化的論調逃避審查，用軍事行話來說，就是“在雷達下邊飛行”。2005年5月《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一篇文章說，太空武器化激起了媒體短暫的興趣，不久以後，我受邀參加全國公共廣播電臺（National Public Radio，NPR）的兩檔節目，就此話題進行辯論。據兩個欄目的製作人說，他們誰都沒能邀請到軍方代表來電臺澄清或者支援空軍的立場。沉默固然是金，公眾的興趣亦如浮雲。然而，只是引起公眾注意的潛在可能便足以使白宮在新太空政策的內容上三緘其口，不再公然表示支援武器化，開始閃爍其詞。
但是，對此必須進行討論和辯論。我主張，太空武器至少在近期不符合美國的最佳利益。我認為，美國政策和為落實這些政策而進行的專案投資的最終目標是，確定並實現美國真正的最佳利益。捍衛美國太空資源的其他方案根本沒被思考過，不管採取怎樣的方式去保衛美國的太空資源，公開辯論和公眾討論都是關鍵。正如沃爾特·羅素·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所說的那樣，“如果美國曆史只留下一個清晰的教益的話，那便是廣泛而自由的辯論是保衛美國人民的繁榮、前途、自由和安全的最佳方式”。如果支援某一論點的論據是堅實的，辯論就一定受到歡迎。通常只有那些最具意識形態和宗派色彩的論調才回避辯論，對異於己見的行動方案連想都不願意想。美國應該表現得比這個更好些。此外，辯論也不應僅僅集中在太空的軍事方面，也應該包括其他方面，如載人航天事業的未來。
由於美國是唯一的超級大國，必須發揮全球戰略領導作用，感謝上帝，美國採取行動的資格出類拔萃。美國不僅具備號令全球的軍事實力，而且這種實力已經得到了驗證。正如前總統里根所說的那樣，美國是其他國家希望仿效的“山巔閃光之城”＇1＇。美國人登上月球是因為他們做得到，美國人敢為天下先。但是，現在美國卻打算放棄里根總統勾畫的領袖形象，包括在載人航天領域的領袖形象。顯然，如此行事是要以美國的全球領導作用為代價的。
現在是美國全面檢視她的太空未來的時候了，不能將問題縮窄到載人航天專案和軍事航天專案上。建立和確保美國的全球領導作用對於其他的事情具有直接而至關重要的影響，太空作為一種戰略資源是如此重要，不能聽之任之、漠不關心或者讓少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