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戰場歸來(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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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參戰與否完全視其國家利益而定。除非遭到伊拉克化學、生物武器襲擊，傷亡重大，否則一般不會因一兩顆“飛毛腿”而反擊。而伊如要動用生化武器應在盟國陸軍深入伊境內，伊瀕臨崩潰時。而盟國在炮火準備未達一個月之前，不會貿然登陸。所以安曼無戰事。

5。　如以色列進攻伊無外乎兩種手法：（1）空軍轟炸。這點不可能，因為以的空軍不可能比盟國空軍優秀，一向以出奇制勝聞名的以空軍現在已不可能取得1982年“巴比倫行動”轟炸伊核反應堆的奇襲效果；（2）坦克奔襲。這點現在也不可能，由於補給線太長，以色列無力保障2000公里的油料供應。按每小時推進40公里的速度，也無法造成突襲效果。故作為戰地記者，在安曼意義不大。

我現在處境就像1944年12月巴斯托尼的巴頓。山本五十六反對向美開戰，可既然天皇讓打，他就拼了命打好。我會服從在安曼待命的決定，就像一週前我被撤出巴格達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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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魯威謝德難民營（1）

駝背到了墳墓裡背自然會直的。

—俄國諺語

海灣戰爭爆發後，大批戰爭難民逃離伊拉克，混亂之際大多未辦理合法的護照、簽證手續，因而在伊拉克、約旦邊境受阻。茫茫大沙漠中，成千上萬的各國難民在伊拉克、約旦邊境一帶風餐露宿，飢寒、瘟疫開始流行……聯合國難民救濟組織迅速在邊境上遣送、救助戰爭難民，在伊、約邊境修建起三座戰時難民營，因為靠近邊境驛站魯威謝德，故命名“魯威謝德難民營”。

1月17日戰爭爆發時，新華社攝影部即電告我設法採訪位於伊拉克、約旦邊界附近的難民營，可直到1月18日晚上，我才獲准採訪。這封用英阿兩種文字簽署的檔案註明：“茲有新華社記者唐師曾一人獲特許前往Ruweished（魯威謝德）難民營（沿途一切軍事地點除外）。此證僅供一天使用，必須於當日下午2時前離開魯威謝德邊防哨卡返回。”

下面面臨的是交通問題，難民營離我所在的安曼有296公里，分社的兩位文字記者因工作需要必須日夜照看幾臺電傳機，收發文字訊息，無法送我去。儘管分社有兩輛賓士轎車，可都跑了有10萬公里，車況不好，而我的國內駕駛證還沒有換成約旦執照，無法一人跑長途。可我決不想坐失首批進入難民營的良機。此時，我又想到了我的北大校友、一起在巴格達工作的共同社記者河野。果然，河野比我興致還大，他立即出錢包了一輛計程車，並在電話中告訴我，明早6點整到我住宿的中國駐約旦大使館來接我，我只負責準備食品。

1月19日凌晨4點，我悄悄地起床，發動了白色“賓士”，先趕回分社傳照片，可使館的兩條德國黑背（狼狗）一陣狂吠，到底吵醒了大使。

凌晨6點，河野的計程車準時來到中國駐約旦使館門前。我們立即出發。車內除約旦司機、河野和我外，還有共同社攝影記者大河源利男。約旦司機宣告，沿途嚴禁照相，必須把相機放進包裡。

汽車駛出安曼，以120公里的時速向正東飛馳，迎面而來是一輪冉冉升起的旭日，通紅通紅，公路像一條聯結我們和太陽的金色飄帶。河野詩興大發，用中文大喊：“眼前是一條金光大道！”大河源激動得端起佳能相機就要拍太陽，嚇得司機連忙制止，弄得我們的滿腔柔情全沒了！

因為擔心多國部隊轟炸，公路上冷冷清清，不時有載重40噸的巨型油罐車迎面駛來。河野問是不是從伊拉克來的，約旦司機堅決否認。這些“賓士”、“沃爾沃”和“曼”牌載重車輪胎邊緣壓得凸起，鋼板彈簧緊繃，顯然是重車。

在安曼以東80公里，可以看到公路旁龐大的無線電陣地，天線塔密如蛛網。遠處山丘上有固定式和車載移動式雷達，雷達天線飛速旋轉，附近是一群群草綠色的拱形掩體，估計是防空導彈發射器。沿途關卡林立，不斷查驗我們的證件，並在記事本上記下我們的姓名、國籍、服務單位、透過時間等。我不斷地用僅會的幾句阿拉伯語與他們打招呼：“薩拉馬利空，西尼夏貝，薩哈菲，孰克蘭”（人民中國記者，你好，謝謝）。他們一聽說中國，總是連聲說：“西尼，沙狄克”（中國，朋友）。這些值勤計程車兵頭戴美式盂形鋼盔，鋼盔上包了迷彩布，端的是義大利造的M式步槍，腰繫帆布武裝帶，腰右側掛子彈袋，穿黑色高兒皮靴，兩腿叉開，呈警戒姿勢。公路上，塗迷彩的蘭德羅孚軍用吉普不時飛馳而過。公路兩側有藍灰色的輕型輪式裝甲車，車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