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學追求:易中天文集 第二卷·美學論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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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貴賤、治亂，即如《易·乾文言》所稱：“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既然天與人之間天然地有一種對應關係，那麼，地理的東南西北也就必然影響到樂理的變化推移，物理的冷暖枯榮也就必然能引起心理的情感波動。所以劉勰說：

第四章　神思之理（7）

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沈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物色》）

至於塗山歌於候人，始為南音；有娀謠于飛燕，始為北聲；夏甲嘆於東陽，東音以發；殷整思於西河，西音以興，音聲推移，亦不一概矣。（《樂府》）

在這裡，情感意緒既因時而別，藝術風貌也因地而異，空間方位對應著時間節奏，東南西北配合著春夏秋冬，它們共同表現了一種生命的節奏。

這個生命的節奏就是“氣”。“氣”一陰一陽，一開一闔，展開為時間、空間，也展開為生命、秩序，還展開為節律、文采。正因為人與自然的生命節奏都是氣，所以“文以氣為主”而文論家多“重氣”（《風骨》）；也正因為人與自然的生命節奏都是氣，所以主體在審美的觀照中就應該虛靜，“清和其心，調暢其氣”，才能體察天地自然的生命節奏，從而與天地同節，與天地同和。當然，也只有這樣，才合於“自然之道”，因為“自然之道”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明詩》）。為什麼“人稟七情”，一旦受到外物刺激，就一定會產生情感反應，即能“應”能“感”呢？還不是因為“天人合一”，人與自然之間本來就存在著某種情感對應關係嗎？

很顯然，與人的情感存在著某種對應關係的自然，亦即有著和人一樣的生命節奏的自然，只可能是一個與人心心相印、息息相關的感性世界，而絕非西方人心目中那個與人對立、供人作科學觀察或冷靜摹仿的無意識無情感的物質自然，那樣一種冷冰冰的、疏遠化的自然，是我們中國人的心理所不能接受的。中國人以一種不自覺的移情態度看待自然，把它看作是和自己一樣有意志、有情感、甚至有倫理道德的生命體，當然也就不難在那裡找到與自己的內在情感“同構對應”的某種形式。這種與詩人內心情感狀態“同構對應”的外在形式，就是劉勰所謂“要害”。當藝術家把握住“要害”，也就是把握住內心情感與物件形式的“同構關係”時，就能引起審美愉快（怡懌），而他的作品也就雖“一言”、“兩字”卻“情貌無遺”。所以“依依”二字，既能寫楊柳之狀，又能抒惜別之情；“習習”二字，既能摹穀風之盛，又能狀盛怒之心。《詩》《騷》之中，那些名篇秀句，“雖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的秘密，也許就在這裡吧？

正因為藝術家在審美觀照中，不是單方面地被動地接受外物的刺激，而是在觀照物件的同時，主動地藉助內心情感與物件形式之間的“同構關係”，將自己的情感意緒物件化，所以劉勰認為，在上述活動中，不但“情以物興”，而且“物以情觀”（《詮賦》）。也就是說，審美感受是“感應”而不是“反應”。“反應”是單方面的被動接受，只包括“情以物興”一個方面；“感應”則是心物交融，主客默契，天人合一，既因物興情，又以情觀物，即以一種先於感受的心理格局和心理定勢去主動地感受和體驗，在這樣一種移情的心理活動中感知物件的審美形式，並同時將主體的內心情感賦予物件。這就叫“人察七情，應物斯感”（《明詩》），這就叫“物以貌求，心以理應”（《神思》），這就叫“情往似贈，興來如答”（《物色》），這也就是“情以物興”和“物以情觀”。在這樣一個有著反饋功能的移情活動中，一方面，“情”物件化了，不再是個人主觀的情緒自身；另一方面，“物”也情感化了，不再是自在的外物自身。“情”與“物”同構對應，融為一體，便構成所謂“意象”。“意象”作為心物交融、情景合一的結晶，正是“神與物遊”的產物。因此，所謂“神與物遊”，便正是藝術家在審美觀照的移情活動中，藉助內心情感與物件形式的“同構對應”關係，並運用想象的能力，將“物”（表象）與“情”（情感）結合為“意象”的形象思維過程。

第四章　神思之理（8）

那麼，什麼是“意象”？

五

“意象”是《神思》篇提出的一個重要概念。“意象”又稱“興象”，劉勰有時稱為“比興”，是前述形象思維和審美觀照中“神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