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與傅斯年(全新版)

第14部分 (第3/4頁)

”別人的學術成果，可謂奇恥大辱，比夜進民宅搶劫盜竊還要令人不屑與憤慨。假若事實成真，此人立馬斯文掃地，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事業前途皆無希望。（南按：21世紀初，北大王銘銘“剽竊”事件即其一顯例）因而，疑心甚重又疾惡如仇的魯迅看到陳源的公開信後，反應異常激烈，立即寫了《不是信》的長文予以反駁。【14】圍繞這一“疑案”，魯、陳之間再度展開了一場論戰。就在這場論戰中，魯迅對陳源、徐志摩，還有躲在背後撐腰的胡適（南按：魯迅這樣認為）懷恨在心，同時與他認為的“陰謀家”顧頡剛也結下了不共戴天之仇。因顧頡剛的鼻頭微紅，魯迅在書信中便以“鼻”相代稱，內含諷謔蔑視之意。面對魯迅的態度，作為同樣尊胡適為導師並深受胡適喜愛的傅斯年，此時對魯迅也早已今非昔比了。就在傅斯年準備由柏林歸國時，在與羅家倫的通訊中，談到陳源（字通伯，筆名西瀅）主編的《現代評論》時，曾說過這樣一段話：“通伯與兩個周實有共同處。蓋尖酸刻薄四字，通伯得其尖薄（輕薄尖利），大週二周得其酸刻，二人之酸可無待言。啟明亦刻，二人皆山中千家村之學究（吳學究之義），非你們damned紹興人莫辦也。僕雖不才，尚是中原人物，於此輩俁儂，實甚不敬之。他們有些才是不消說的。”【15】信中的大周指魯迅，二週與啟明皆指周作人，傅斯年明確表示了自己不再敬佩周氏兄弟並有些鄙視的意味。這個與《新潮》時代大不同的轉變說明，魯迅在他的眼中已不再是五四時期的魯迅了。

傅斯年與魯迅、顧頡剛的衝突（4）

因而，在勸說無效的情況下，傅斯年火氣大發，索性將魯迅晾在一邊。同時傅斯年說服朱家驊和顧孟餘並得到支援，於1927年3月不顧魯迅的強烈反對，硬是把顧頡剛請進了中山大學校園。魯迅一看這情形，頓覺失了面子，同時深感自己在中山大學真的是大勢已去，於是立即向校方提出辭職並移居白雲樓以示要挾。傅斯年一看魯迅果真以大腕的姿態擺起譜來，甚為惱怒，心想人人言說江南多才子，但不要忘記天下所有的才子都是孔家老二的徒子徒孫，自己不但“尚是中原人物”，還是齊魯人氏，當是正宗的聖人之後。面對江南才子或曰“紹興師爺”如此撒嬌施橫，身為聖人之後的梁山好漢又何懼哉？於是，傅斯年也“以其人之道”當場向朱家驊提出撂挑子甩手走人，中大的事從此不再過問。顧頡剛面對這般險惡的局勢，自然不能不有所表示，同樣宣佈辭職走人，不再於這堆爛泥裡插槓子攪和。校方見事情紛亂，左右為難，索性來個和稀泥的辦法，讓學生開會自行選擇，哪一位該走該留，全由學生決斷。想不到學生們開會後認為三人均是不可多得的重量級學界大腕兒，一個都不能少。眼見和稀泥的策略落空，主持校務的朱家驊只好硬著頭皮出面調停並表示“挽留”，同時想出調和的辦法，委派顧頡剛到江浙一帶為學校圖書館購置圖書以示讓步。魯迅仍然火氣十足，不依不饒，聲言魯、顧決不兩立，非此即彼，無半點調和的餘地。在寫給友人的信中，魯迅憤憤地道：“我到此只三月，竟做了一個大傀儡傅斯年我初見，先前竟想不到是這樣的人，當紅鼻到此時，我便走了；而傅大寫其信給我，說他已有補救法，即使鼻赴京買書，不在校現在他們還在挽留我，當然無效，我是不走回頭路的。”【16】

雙方經過一番混戰，魯迅去意已決，於1927年4月21日辭職離校，攜戀人許廣平赴上海開始了公開同居生活。

魯迅滿含悲憤地走了，顧頡剛最終留了下來。

1927年10月，顧氏結束了出外購書的工作重返中山大學，出任歷史系教授、主任，兼任圖書館中文部主任，主持整理他新近購回的12萬冊圖書，一時大有虎嘯山林，龍潛深淵之感。顧氏“念魯迅攻擊我時他們幫助我的好意”【17】，與朱家驊、傅斯年配合默契，一面教學一面繼續做自己的研究，同時開闢了民俗學研究等新領域。不久，傅斯年與顧頡剛在中山大學共同建立語言歷史研究所，出版研究所《週刊》，購置圖書資料，招收研究生，確定了研究宗旨。按傅斯年的說法，現代的歷史學、語言學與傳統的學術有根本的區別，如果使用新方法，研究新材料，就可以把語言歷史學建設得如同生物學、地質學一樣，成為一門新的學科。

在此前的5月9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設立中央研究院籌備處，隸屬於*大學院。其時蔡元培已從歐洲考察歸國，正式辭去北大校長職（蔣夢麟繼任），出任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在蔡氏和中央研究院籌備處總幹事楊杏佛的籌劃下，聘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