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與傅斯年(全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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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他用實驗主義的態度講學問，處處是出我意外，入我意中”——這個話是顧頡剛在幾年之後說的，就當時的情形而言，恐怕他還不知所謂的“實驗主義”為何物，只是後來胡適暴得大名，評論家們開始評頭論足並與胡的洋老師對號入座之時，顧才曉得大洋彼岸有個叫杜威的哲學大師弄了一套號稱“實驗主義”的學說，於是也跟著談起了所謂的實驗主義。不過，顧頡剛當時對胡適的學說與做法感到新鮮，對其處境產生了同情之心卻是實實在在的事實。

傅斯年與魯迅、顧頡剛的衝突（3）

正當學生中間的激烈分子即將集眾鬧事，向胡適反攻倒算的關鍵時刻，滿懷同情又焦急不安的顧頡剛，猛地想起了在學生中頗有領袖威望的同舍好友傅斯年，希望他能出面拉胡老師一把。於是在大體講述了胡適講課風格後，力勸傅氏前往聽課，以挽狂瀾於既倒。傅斯年開始以自己不是哲學系學生推脫，但顧頡剛卻咬住不放，並說道：“你雖不是哲學系學生，又何妨去聽一聽呢？”傅終於接受了顧的建議，專門聽了胡適的幾堂課。因是有備而來，傅在課堂上曾幾次以請教為名向胡發難，胡一一作答，傅斯年則步步緊逼，最後逼得胡適額頭上的汗珠都滴了下來。絕頂聰明的胡適知道自己遇到了行內高手，於是咬緊牙關，拼全力挺住，始終以他那特有的微笑予以應對。胡適畢竟不是等閒之輩，面對傅斯年與一班不懷好意者的圍攻，一路過關斬將，突出重圍，總算是渡過了難關。

年輕的胡適在北大講壇上站穩了腳跟並長噓一口氣的同時，對臺下這批學生也有了更深的瞭解和認識。認為這批學生儘管“年輕但是卻相當成熟，而對傳統學術又頗有訓練”，有“幾個學生的學問比我強”，其中就包括“傅斯年、顧頡剛、羅家倫等人”。【9】幾十年後，胡適在自傳中談到了這場關乎他人生命運的考驗，並再次深情地回憶說：“那時北大中國哲學系的學生都感覺一個新的留學生叫做胡適之的，居然大膽地想紋斷中國的哲學史；因為原來講哲學史的先生們，講了兩年才講到商朝，而胡適之一來就把商朝以前的割斷，從西周晚年東周說起。這一班學生們都說這是思想造反；這樣的人怎麼配來講授呢？那時候，孟真在學校中已經是一個力量。那些學生們就請他去聽聽我的課，看看是不是應該趕走。他聽了幾天以後，就告訴同學們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我這個二十幾歲的留學生，在北京大學教書，面對著一般思想成熟的學生，沒有引起風波；過了十幾年以後，才曉得是孟真暗地裡做了我的保護人。”【10】

傅斯年不僅做了胡適的保護人，自此之後，同顧頡剛一樣，對胡氏的治學路數與學術思想由認可漸漸變為傾慕佩服。未過一年，傅不惜背叛要傳他衣缽的指導老師黃侃，毅然決然地轉向了胡適，投入到新文化陣營中來，與胡適等人一起與黃侃等傳統派展開了決戰。如顧頡剛所說：“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進了胡適的路子上去，後來竟辦起《新潮》來，成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11】

北大畢業後，傅斯年留學歐洲，顧頡剛則留在北大一邊從胡適治學，一邊在沈兼士把持的北大研究所國學門任編輯員，同時開始了古史辨偽工作。這項工作很快取得了超乎尋常的成功，傅斯年在來信中，有顧氏在古史研究領域“稱王了”的讚譽。【12】幾年後，由柏林歸國並在中山大學得勢的傅斯年，念及舊情，想拉同窗好友顧頡剛加入到自己的圈子，本屬人之常情，想不到中間猛地殺出了一個程咬金式的重量級人物——魯迅，橫在二人的面前，使其進退不得，大感為難。【13】

五四運動之後，胡適因提倡白話文暴得大名，為北大浙江派所深忌。而顧頡剛又唯胡適馬首是瞻，且甘願鞍前馬後地為之輔佐，為胡適考證《紅樓夢》覓得許多文字資料，助長其氣焰，自此引起了魯迅的不快。當然，若事情僅限於此，仍不能成為恨之入骨的仇寇。魯迅之所以對顧頡剛表現出極度強烈的憎惡，除了其跟隨胡適等“洋紳士”鞍前馬後地效勞外，還有一個致命的情結就是著名的“鹽谷一案”。當魯迅、胡適、顧頡剛等人皆在北京時，有人揭露說魯迅著的《中國小說史略》是“竊取日本學者鹽谷溫的《*文學概論講話》”，顧頡剛亦持此觀點，並與北大西語系教授陳源談及此事。原本就與浙江派對立，對魯迅不感冒的陳氏一聽，立感奇貨可居，正是攻擊魯迅的炮彈，於是迅速寫就揭發信一封，由同一陣營的徐志摩編輯發表於1926年1月30日《晨報副刊》。按學術界的規矩，若某人被公開指責“抄襲”或“剽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