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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朝的訴訟制度中，是以逐級上告的形式來完成最後定巘。
按照道理來說，民間有糾紛，首先要以裡甲從中斡旋，城市裡則是由坊甲，近城市則是廂甲進行調解。
調解不得，才可以行政訴訟的方式告上縣衙。
而明朝沒有兩審終審制度，只要敗訴一方覺得訴訟不公，就可逐級進行“上訴”，按照情理來說，官司可以上達天聽，由皇帝來定奪。
但民間訴訟，多半在調解時就已止訴，鬧上衙門的都是少數，除非是作奸犯科被冤枉，或者是自家人性命為人所害，貪官汙吏橫行鄉里，受屈者才可能不依不饒。
明太祖時，有常熟縣普通百姓陳壽六等人，因受地方官顧英欺壓，憤然將顧英綁起，頭頂《大誥》將顧英押至南京問罪，朱元璋親自接見判案，並以此改革吏治。最後陳壽六等人不但被賞賜銀鈔，還免除三年徭役。
雖然按照道理來說，這次的爭產案件，應該從縣衙開始上告，但本身商會與知府衙門就有很多關係，甚至知府安汝升還希望透過商會來撈得銀錢和政績，在這種狀況下，商會入稟知府衙門，其實是行捷徑。
這年頭，衙門有人好辦事，安汝升就算為荷包考慮，也不會得罪惠娘，畢竟惠娘經常會派人送去銀錢作為疏通之用。
當沈溪把詳細計劃說出來後，惠娘還有些憂慮：“小郎，我們只是升斗小民，知府衙門高高在上，我們還是不要去招惹的好。再者說了，楊氏藥鋪是楊氏祖產，官司就算最後我們贏了，回頭還是會被百姓戳脊梁骨。”
沈溪點頭，這年頭，很多事情不是靠法理來解決，而是靠人情，人治大於法治。
就好像這案子，《大明律》的確是保護民間所訂立的合理契約，但因涉及到祖產，就會產生許多問題，惠娘所擔心的，是如同那些訟棍所言，不但最後官司輸了，她還會被判杖刑。
但其實沈溪卻清楚，這案子在雙方簽訂有契約的情況下，官府多半也會以調解的方式來進行協商，最後令楊家拿出銀子，把祖產贖回，現在問題的關鍵是要證明，藥廠的藥方並非是楊氏祖上所傳。
“姨，你根本就不用擔心輸官司，這官司我們本身就立於不敗之地。若走知府衙門的途徑，反而更便利，楊家為拿到成藥藥方，會使用各種手段給我們施加壓力，就是想讓姨你不戰而屈。若姨你堅持，而且態度堅決地上告知府衙門，楊家那邊就會膽怯，會主動過來跟我們協商。”
沈溪要讓惠娘表明一個態度，本來我想息事寧人，但你們楊家逼人太甚，我要跟你們死磕到底。
楊家現在是得勢不饒人，以為有輿論支援就可以無法無天，甚至想得到成藥的藥方而坐享其成。
只要惠娘態度強硬，楊家必然慌張，明擺著的事，論勢力，楊家怎可能跟身為商會會長的惠娘相比？
而商會又在知府衙門有關係，只要這場官司進了知府衙門，那楊家必然敗訴無疑。
第二天，惠娘就按照沈溪的提議，大張旗鼓地去找人寫狀紙，同時對外宣稱會走知府衙門的門路來進行反告。
若是一個官司，必須要在同一個衙門內受理，但惠娘卻是另起官司，反告楊家見利忘義，在賺錢之後不但強行霸佔藥廠成藥，還違背契約拖欠一百六十兩銀子的盈利分紅。
本來外界都以為這案子惠娘肯定會吃啞巴虧，乖乖跟楊家那邊和解，誰知惠娘反其道而行之，居然把案子進一步鬧大。
這年頭，誰態度蠻橫誰就是大爺，之前輿論一邊倒地支援楊家，但在惠娘要在知府衙門反告楊家的事公開後，再經過沈溪所策劃的一輪輿論反戈，楊家反而從爭奪祖產的正義一方，變成見利忘義的小人。
才幾天工夫，楊氏藥鋪就在輿論之下暫時關門，因為每天去楊氏藥鋪的不再是求醫問藥的病患以及家屬，而有很多故意前去搗亂的，其中就夾雜有沈溪讓宋小城派去的地痞流氓。
以前商會在府城沒什麼勢力，被人欺負只能忍氣吞聲，現在水旱兩路的幫派都歸了商會管轄，你一個小小的楊家也敢跟商會對著幹，能跟你講拳頭，幹嘛要跟你講道理？
不過沈溪也擔心惠娘宅心仁厚，不同意使出這些陰招，沈溪只能暗地裡跟宋小城商量，讓他派人去，而且找去的人都扮作是義憤而去聲援商會的“圍觀群眾”。
如今宋小城在沈溪的幫忙下，跟絮蓮住進了原來的沈家小院，不用付房租，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以後要有兒子的話還能進學塾免費讀書，他頓時感覺從人下人變成人上人。沈溪讓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