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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屁股的疼痛使得我的嘴巴張得老大，直到我的哭喊聲勾引出了奶奶的眼淚，母親才放下了手中的門閂。在大人的談論中，我知道了豆芽瘸著一條腿，沒能跑過老叫驢的羅圈腿。豆芽把我們四個全供了出來。我後來看革命現代京劇《紅燈記》。看了一遍又一遍，我就對豆芽一遍又一遍地說，王連舉啊，你這個叛徒！我用手擺出一個槍形，對著豆芽叭叭叫兩聲。豆芽和我一起嘎嘎地笑。當然，叛徒都沒有好下場，豆芽因為這件事，第一次捱了三叔的揍。三嬸沒有像她常常做的那樣把豆芽摟在懷裡，三嬸和三叔一塊兒動了手，打得豆芽一邊叫媽呀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一邊拖著一條瘸腿滿院子亂跑。我從沒看見過豆芽捱揍。那曾經是我童年的一個無法破解的謎。直到我十幾歲了，我才知道三叔和三嬸不打豆芽。並不是可憐他瘸著一條腿。也是在大人的談論中，我隱隱地知道我們犯了一個大錯，我們讓快到口的百十斤小麥沒有了。那是好幾家人的口糧啊。我們張家窪村名裡帶著個窪字，可是我們村的窪地並不多，我們村有三分之二的地是那種老天不下雨便可能顆粒不收的丘陵地。在小南山那樣的地塊裡，一畝小麥也就產幾十斤吧。這件事為我們入學第一天就挨小學校長周扒皮的揍打下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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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麥子的事很快就從我們的記憶裡消失了。在等待上學的那些日子裡，我們仍然歡天喜地，活蹦亂跳，全然不知周扒皮正虎視眈眈地等著我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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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的教室是我們張家的家廟。在我記不住的什麼時間裡，大人們把掛滿了牆的族譜和一個個木頭牌位燒掉了。他們留下了那些曾作供桌的大條几，權當了我們的課桌。家廟門前有一棵我和豆芽扯著手也摟不過來的老槐樹，老槐樹分杈的地方，有一個大黑洞，我趴貓兒時常常躲在裡面。家廟院子裡，有一棵很高很高的死樹，夏天裡，許多的燕子愛蹲在那棵死樹上吱吱呀呀地叫。奶奶說，很早以前，那個槐樹洞裡曾經住過一窩黃鼠狼，都成了精的，和全村的人友愛為鄰，各自得了雙方不少的好處。記不清是哪一年啦，兵荒馬亂的，遍地裡起了土匪。張家的人得罪了土匪，土匪夜裡進了村，一把火把家廟給點上了。院子裡面那棵大柏樹不抗燒，死了。門前的老槐樹沒死，被火烤得焦了皮。黃鼠狼呢，拖兒帶女搬走了。家廟的門臺挺高，共十二層。常常的就有吃不飽肚子的學生要在中間的一層臺階上坐下來歇歇，攢足精神跨過硃紅色的大門檻。大門的兩邊是模樣完全一樣的兩座小黑瓦房，它們和家廟的院牆連在一起。東邊的一座住著校長周扒皮，西邊的一座住著王老師。周扒皮是一個細眉小眼神情嚴肅的白髮老頭，王老師是一個扎著兩條大辮子的漂亮姑娘。家廟的正房青磚黑瓦一溜兒八間，西四間盛著二年級和三年級，我們一年級和四年級佔據了東四間。周扒皮教東四間。周扒皮很嚴厲。這讓不少四年級的同學背後裡嘀嘀咕咕。我們聽得出他們對三年級和二年級的同學滿懷了嫉恨。那時候的課本上有一篇叫《半夜雞叫》的課文，聽說是一個沒上過幾天學的小長工寫的。四年級的同學還以這篇課文為指令碼，排練過同名話劇，參加過六一兒童節的彙報演出。這篇課文裡有一個老地主，名字就叫周扒皮。大概就是這篇課文給周校長帶來了那個外號，使他和張家窪的許多大人孩子一樣，多了一個更容易讓人記住的名字。
那一天，風清日麗，我們穿著母親盡了力量給我們製造的新衣服，站在家廟的院子裡，聽周扒皮一個又一個地念出我們的名字。那些名字對我們來說，是那樣的陌生甚至討厭——它們常常被我們忘記。我們更習慣叫彼此的乳名，或者。外號。就像豆芽。就像大钁柄。就像老母豬，叫在嘴裡，多麼的過癮。點完了名，周扒皮指著我，說，你，又指著豆芽和另外的那三個夥伴，說。還有你，你，你，你，你們都跟我來。我們就像一群剛剛被母雞孵出來的小雞那樣，跟在周扒皮的身後，走進了他的宿舍兼辦公室。我們把家廟大門旁的東小屋擠得滿滿的。小屋靠近南窗有一鋪小炕，炕下，擺一張三抽桌。周扒皮抓住豆芽的兩隻胳膊，將他的臀部狠狠地撞在三抽桌的一個角上。豆芽毫無防備。痛得咧嘴大叫。周扒皮給了他一個嘴巴，說。不許叫，誰叫，就多給他一個嘴巴。他推開豆芽，又扯住我的胳膊。有了先例，我忍住痛，沒叫。結果，倒黴的豆芽比我們多捱了一個嘴巴。這也就怪不得他一直流著眼淚上完了入學後的第一節課。我記不清那一節課的內容了，可我記得豆芽塗滿了兩個臉腮的眼淚。撞完了一圈，周扒皮說，我要讓你們記住，上學了，成了學生了，就要好好學習，天天向上。若要再做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