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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己出了毛病，於是就陷入自毀行為中。我的運氣其實已經相當不錯，可是我個人還遠沒有18個月以前開心。我認為，把你的自我想像與你在電影界感覺到的成功聯絡在一起，這種想法是很糟糕的。只能徒添個人的痛苦。”
一部獨立電影要想在大城市突破1000萬美元的大關，還需要發揮城郊的作用。蔡德曼已經用《醜聞》開闢出一條道路，《性、謊言和錄影帶》直接沿著《醜聞》的道路走下去。“要達到那個水平，即便在今天，也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去做發行，就像索尼經典公司那些把電影視為很神聖的人們那樣。”傑克·福利說，“許多影片封閉在坎布里奇的奧遜·威爾斯（Orson Welles）或者洛杉磯的地標劇院或者萊姆勒斯（Laemmles）這種地方。你不能把藝術電影放在某些影院放映，比如大型購物中心，因為這樣會把它們低俗化、商業化。這是一種愚蠢的精英主義觀點。最後馬蒂·蔡德曼終於說：‘別當寶貝似的，隨他去吧。管它高貴與低下呢，就當是一種商業行為。讓我們來賺錢吧。’哈維總是把藝術電影打造成聰明電影（Smart Film）。但是如果沒有馬蒂打破那些陳規戒律，他們是永遠不會獲得成功的。”
“這就像往地板上潑水一樣。”蔡德曼說，“它能瀰漫多遠？你不知道，它只是一個勁地漫延。”在溫氏兄弟的野心以及媒體渴望新奇事件的驅動下，《性、謊言和錄影帶》簽了為數有限的發行合同，後來才擴大到各個主要城市，放映了五六百場。“幾乎每個地方都放映過，那些從來沒有放映過偏門電影的城市，那些一般從不放映偏門電影的劇院，都在放映這部影片。”蔡德曼接著說，“但是，你永遠別過高估計放映者的貪婪。他們看到這些數字時，會不以為然的。”放射狀發行模式帶來的問題是需要開支昂貴的宣傳費用。賓厄姆·雷說：“到了這種地步，在公映日你得投放四英寸厚的廣告，這樣大家才會注意到。在紐約公映一部影片總共得花上萬美元，你就別想在電視上給一部獨立電影或者外國電影做廣告了。而且這還只限於印刷費。如果你真想冒險，而且手頭的錢更多一些，可以嘗試在古典樂電臺做廣告。哈維從《性、謊言和錄影帶》開始在電視上投放廣告，拉里·埃斯蒂斯說：“為了賺到25萬美元，你只拿出1萬美元是不行的。他們在印刷和廣告費上花了250萬美元，在宣傳上花了血本。”後來，《性、謊言和錄影帶》除了在國內獲得2470萬美元的票房收入，又在全球範圍賺了3000萬美元。
索德伯格開始欣賞溫氏兄弟了。他有一次說：“我很驚訝他們對這部影片琢磨得這麼透徹。他們從此邁上了康莊大道。他們賺的錢跟投到印刷與廣告費上的開支相比簡直太叫人驚奇了。”米拉麥克斯公司的妙處在於，一切都很順利時，它會給雙方都帶來很大的好處，能夠最大限度關照獨立電影發行商，而且捨得花大價買下電視訪談時段。但是，事情並不總是那麼一帆風順。哈維和鮑勃就像鵝媽媽故事裡的那個小女孩：當他們好的時候會非常非常好，但是壞起來的時候會非常可怕。
雷德福1988年致員工的聖誕節慰問信標誌著這個機構的命運到達了低谷，但是事情將變得更糟，而且糟糕的局面很快來臨。1990年，電影節的負責人薩福德撇下這艘似乎正在下沉的船，加盟到新線公司。1990年4月到來的傑夫·吉爾莫接替了薩福德的位置，但他在那年電影節上幾乎無所作為。由於是在管理災難和日益低下的土氣的陰影下舉辦的，這一年的電影節明顯不如前一年。因為沒有類似《性、謊言和錄影帶》那樣級別的影片，聖丹斯就緊緊抓住索德伯格本人，由他負責劇情片的評審工作，並很快成為電影節的招牌人物，利用他本人來為電影節做宣傳。這次電影節以展映了查爾斯·伯奈特（Charles Burnett）的《帶怒而眠》（To Sleep with Anger）和胡德林兄弟（Hudlin Brothers）的《別墅聚會》（House Party）等非裔美國人的作品而出名，後者給新線公司帶來巨大成功。其他出色的作品還包括海爾·哈特利的《難以置信的真相》（該片在那年9月的多倫多電影節被米拉麥克斯購去）以及維特·斯蒂爾曼（Whit Stillman）的《大都會人》（Metropolitan）。
憤怒的藝術家 1989（15）
聖丹斯顯然迫切地需要一部新的《性、謊言和錄影帶》。這屆電影節的平庸似乎驗證了雷德福最深切的擔憂。據吉爾莫回憶：“當時有一種前進一步又往後退兩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