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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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名臥底記者形容,富士康“太正常”,有著嚴謹的階層、科級制,還有處處無所不在的保安,以及其他形式的監視。首先剝奪人的尊嚴與價值,而超時加班,一個宿舍員工錯時休息,更使人心靈隔絕。就連理因靈活、有思想的記者在這樣的制度下,都會無形被“同化”,喪失自己的思考。
據《華夏時報》記者陳小瑛臥底富士康後寫了一篇《記者48小時直擊富士康:超大社群的畸形生態》的報道,讓我們體會了富士康員工的真實生活。
報道這樣寫道:“6月2日早上7點半,灰暗的天空下起了小雨,在富士康北門口、南門口,沒有撐傘的員工,快速穿梭著,匆匆走出去的是上夜班的工人,進來的則是趕去集合上白班的。
當路過園區的宣傳欄,以及貼著公告的牆邊時,儘管行走匆匆,工人們還是不由地停了下來,這是兩份最新的公告:一是加薪,普工基本工資每月從900元加到1200元,線長、組長在現有工資基礎上增加30%;二是凡自殺導致傷亡的,富士康不再另行賠償任何撫卹金。
工人們迅速用手機計算著加薪後的每小時加班工資,一個月能拿到多少錢。仔細看完公告的每一個字後,紛紛走向工廠樓下門口,等待著組長來集合,統一8點上工廠線。”
“晚上下班後的活動,基本上就是睡覺。G區1棟女工宿舍,沒有電視,沒有電腦,8人一間的房子裡面附帶著沖涼房和衛生間,房間裝有一部電話和兩臺吊頂風扇,四個上下鋪看起來有點擁擠,但東西少並不顯得凌亂。
臥底記者零距離直擊(2)
他們活動的範圍就是從廠區到最近的餐廳,再到宿舍,三點一線的生活很有規律,每天在不到一千平方米的範圍內移動,即使每月員工在電腦房有4個小時的免費上網時間,園區有游泳池、有娛樂場所,還有相親的節目,但每天加班到晚上8點或者8點半後,員工很少去參與娛樂活動,只等週末外出的那一天。
很多年輕人都是剛來幾天到幾個月,做滿一年的很少。沒人去管身邊的人過得如何,因為他們來自不同的地方,過高的流動性,也讓他們沒有時間、沒有機會去同身邊的人做深入交流,誰也不敢輕易把陌生人當朋友。”
又據《南方週末》記者的調查發現;就工作強度、加班時間、薪酬福利而言;富士康遠稱不上“血汗工廠”。在龍華街道富士康維穩綜治辦公室門口;每天都有數以千計的打工者排隊應徵。高密度的自殺事件;並沒有阻止更多青年的湧入。在“六連跳”後的4月13日;便有超過3500人進入。即使排上七小時的隊伍等候招工;他們中也仍有不少人談笑風生;滿眼期待。
在每平方公里聚居了約15萬人的狹小空間裡;人和人卻似碎片一樣存在著。
盧新自殺的那個凌晨4點30分;李祥慶正和同事在富士康龍華園區2公里外的H3成品倉庫度過夜班最難熬的一個小時。李祥慶是4月12日進入富士康工作的;這是他第二次來富士康。2008年4月;他第一次進入富士康打工。2009年7月;覺得“在一個地方呆久了沒意思”;出來了。
或許恰是在這種孤立裡;性或者愛情對於一個個體心靈慰藉的重要性;因此而被放大。有女生的車間就是好車間;有女生的樓層就是好樓層。
但在這樣的人口密度裡;談戀愛也是拮据的。“廠區裡找不到地方談戀愛。”富士康工會副主席陳宏方說。而在整個龍華廠區和觀瀾廠區周圍;也並無電影院以及市政公園。
黑網咖可以從另一個途徑解決這些青年人的“荷爾蒙”衝動。它們隱藏在“餐館”或者其他名目的招牌下。有專人負責拉客;拉客的會把他們安排到具體的電腦上;這裡有不少“*”。在發工資之前;一些工友有時候也在這裡輕微地“解決一下問題”。但是他們說“看得難受;不如真的去找女的”。
如果工資發了;可以去大水坑。在觀瀾宿舍區旁;從一個插著面破舊國旗的小路口走進去;小姐們坐在一棟舊樓下的長凳上。一次八十元到九十元的價格;應該也是專為打工仔們設定的。
但不管是性還是愛情;都會撞上“錢”這堵冰冷的牆。
《南方週末》記者劉志毅“潛伏”富士康手記
2010年5月12日《南方週末》記者劉志毅親身潛入富士康,寫了一篇題為《與機器相伴的青春和命運——潛伏富士康28天手記》的新聞報道。該報道內容如下:
這些富士康工人每天上班;下班,睡覺,上班,下班,睡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