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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問題，很多地方政府應該進行反思。
不能忘卻的企業社會責任（2）
在國外政府的適度干預相對做得比較好的一個明顯的例子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法國電信因為裁員在一年半時間內接連發生了30多起員工自殺事件，一時在法國引起公憤。工會組織公開進行譴責，法國總統親自過問，該公司執行長辭職。法國勞工部在發現法國電信員工自殺與惡劣的工作環境有關後，建議檢察機關開展正式司法調查。迫於強大的社會壓力，法國電信不得不推遲重組計劃，採取措施減輕員工壓力。這說明，除了追逐利潤，企業的社會責任是政府和企業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之一。
相對國外比較完善的機制和企業相對成熟的理念，對於富士康履行社會責任的整改表現，各界反應不一。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盧暉臨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他們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責任，而只是把這一系列事件看成是員工個人的自身問題。如果是企業的問題，就可以從管理制度和經營方式的改善等方面入手。”中山大學行政管理研究中心教授廖為建則說，依靠“企業辦社會”不太現實，政府更應該從社會治理的角度在富士康建立多元化社會主體和價值取向，共同參與問題的解決，否則就無法解決員工的多層次需求和避免悲劇重演。對於這些迥異的觀念，可能需要重點和一般兼顧地加以實際地統籌解決。
可以設想，如果每個企業都能以切實履行社會責任為己任，我們的社會無疑會和諧許多。
履責：從道歉和員工加薪開始
富士康這種生產方式註定不是恆久的，並且一直都會處於“血汗工廠”的爭議漩渦之中。
英國的《星期日郵報》曾經有一篇報道披露，富士康深圳代工廠製造iPod所僱用的女工，往往每天工作15小時，所賺得的月薪卻只有27英鎊（約合人民幣387元）。這篇報道迅速引起全球關注；並促使多家關注勞工權益的國際性非政府組織發出抵制蘋果產品的號召。該文的發表還直接引發了蘋果公司派出規模龐大的調查團履行社會責任，進駐富士康深圳工廠，展開全方位的有關工人待遇的調查。這些，應該不是富士康和其他類似企業所希望看到的。
這一次，在不斷髮生的跳樓事件中，社會大眾也適當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場和態度。5月25日，香港的職工盟和大學師生組織抗議富士康，呼籲抵制iPhone，同時高舉“自殺非偶然，管理要改善”、“無良富士康，工人心慌慌”等標語牌抗議。而在虛擬的網際網路世界中，富士康更是遭到大部分網友的唾棄，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壓力。
另據臺灣地區媒體報道，包括“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瞿海源等重量級學者在內的150位臺灣地區學者、30位海外學者，針對此次惡性事件，聯合發表宣告，直指“剝削勞工的富士康及郭臺銘根本是‘臺灣之恥’”，表示不應歡迎像富士康這類的企業鮭魚返鄉。學者甚至疾呼各界持續關注跨國公司的剝削行為，促使臺商在大陸的員工勞動條件改善。
臺灣地區世新大學社會發展所所長黃德北根據自己的調查披露，Apple等跨國品牌基於“零庫存”的生產方式，往往在接到客戶訂單後才要求富士康等代工廠加班趕工，不能說是大陸民工要求加班好賺更多錢。他兩年前曾到臺達電珠三角的工廠調查研究，當時臺達電就已形成合法加班的模式，但富士康在這次加薪之後，工資才追上臺達電標準。黃德北先生的批評沒留絲毫情面：“郭臺銘是臺灣地區之恥”，富士康是羞辱的代名詞。並且他質疑：“吳敦義和王金平為何還在幫忙*？”
不能忘卻的企業社會責任（3）
臺灣地區輔仁大學心理系助理教授何東洪更指出，人類歷史近百年來，沒有一次因勞工事件促成加薪一倍的案例，這次富士康加薪只是凸顯出以前企業對員工盤剝程度的嚴重。
學者在聯合宣告中除了呼籲臺商“終結軍事化管理”，建立尊重人性的生產流程，以及希望大陸調高基本工資到生活需求的水準外，也抨擊臺灣地區當局對富士康事件的反應“不恰當”。東海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楊友仁質疑，在大陸、東南亞剝削勞工的臺商，“還算是自己人嗎？”他認為臺灣地區應更積極面對全球化時代的社會責任。
對於島內這些尖銳的學者批評意見，富士康一改往日的爭辯，選擇了虛心應對。鴻海集團發言人表示要“虛心檢討，並全力改善”，“請社會各界與媒體，都多給鴻海一些時間”。
毫無疑問，“連跳”事件已重創富士康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