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 (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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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時,眼前是冰冷的機器;下班後,身旁都是熟悉的陌生人。週而復始、單調乏味生活所形成的生態,隔斷了廠區與外面的社會。
對於想提高收入的員工來說,途徑只有加班,特別是週六的加班。由於“機器一關一開的損耗極大”,為消除白班和晚班之間的時間空當兒,大多數時候廠方會透過工人“自願”加班來填充。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工人是被機器挾持的,進而變成了機器,一個工人做一個簡單重複的工作10個小時。我們知道人會有七情六慾,一旦七情六慾被壓抑下來,我們在心理、生理上都會高度緊張,最後爆發。”
現在不少勞動密集型企業員工的流動性很大,跳槽現象頻發,企業有時更像一個農貿市場,不少新工人是來了幹了沒幾個月,壓力很大,於是就又離職了。“周瑜打黃蓋式”一個願打,一個願挨,誰也沒逼著誰。
生產線上的普工,很多都是中專畢業甚至沒畢業就被學校整車拉到富士康了,這裡不乏中專教師與富士康內部人員的金錢黑幕。
他們幾乎都是農村來的,不會像網上所說的那些“90後”那樣風格迥異。他們身上基本上都有思想純樸、吃苦耐勞、勤儉節約的本質。離開了家到了工廠,條條框框的約束以及程式化的生活方式自然比在學校和家裡乏味多了,時間一長也就會覺得生活索然無味。
從個體戶變成小企業,再從小企業變成大企業,他們所藉助的引以為豪的最重要手腕就是“效率”——華為的打地鋪文化沒有造成太多的“跳樓”事件,或者緣於華為員工素質高,而富士康是“代工大鱷”,用人的素質當然不能與華為相比。其實,跳樓的事,在華為更早就發生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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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媒體的關注(1)
富士康的“每一跳”都牽動著公眾的心,刺痛著關注者的神經。於是,有關富士康的訊息時刻充斥人們的眼球,作為新聞報道的國內各大媒體也蜂擁而至,來向我們展示我們不知道的富士康。
經濟類報紙
據2010年5月26日《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翟敏的報道《富士康與員工籤“不自殺協議”》,文章指出,“網路驚現富士康發放給員工簽署的‘不自殺協議書’,並附有截圖。富士康要求員工在今後的工作和生活中若遇到問題或困難,一定及時向‘員工關愛中心’進行反映或求助,以求得到幫助。”另據報道,“隨後,記者向富士康內部員工瞭解情況,簽訂‘不自殺協議’的訊息得到確認。”
但是,隨著“富士康事件”社會關注度不斷擴大,作為富士康董事長郭臺銘先生被拋到了風口浪尖之上,他一邊配合相關部門的調查,一邊對公司制度作出重大調整。
根據2010年6月8日《環球時報》一篇報道《郭臺銘:富士康已停止發放所有死亡撫卹金》,文章說,“鴻海董事長郭臺銘在今天鴻海股東會上證實,已停止所有死亡撫卹金的發放,他說最近雖有自殺者家屬要求高額賠償,但輕生絕對是最笨的方法。富士康之前對員工死亡的撫卹金極高,幾乎是一位員工10年的薪水。”
對於郭臺銘停止發放所有死亡撫卹金的事件,國內許多媒體對此進行報道和評價,其中2010年6月9日《東方早報》記者何三畏的一篇報道《給郭臺銘先生教一點做人的道理》,文章指出:
“這話不好懂。如果此前披露的‘自殺死亡’者,已經按以前宣佈的辦法‘撫卹’了,如果這期間再沒有人‘自殺死亡’,怎麼存在‘已停止撫卹’呢?難道郭先生或者新聞媒體不知道這樣的語言會引起歧義嗎?郭先生說,‘最近雖有自殺者家屬要求高額賠償,但輕生絕對是最笨的方法’,這似乎表明,‘已停止’是針對‘已死亡’的案例,即不僅對‘要求高額賠償’的部分不賠償,而且對以前承諾和宣佈的賠償‘已停止’?”
作者對此事義憤填膺,還對郭臺銘的為人作出了指責,提醒他應學會做人的道理,文章指出,“我覺得郭先生忘記了做人的一些基本的東西。首先,一個國家的勞動法,不能隨便違背,加班時間不能突破法律規定(當然,這一點沒有人追究你,對此我很慚愧,但這不是你的勝利),一天24小時,不能兩班倒而必須三班倒,這是五一國際勞動節的來歷,芝加哥工人爭取來的勝利。
我願意著重說一下,一個人在12小時連續處於同一個動作的機械操作下會出現什麼狀況。這是自然的。打個比方說,我在媒體上看到郭先生與某女明星跳拉丁舞的圖片,我想,跳舞那個動作對於郭先生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