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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婁燁：本子是文學系一個同學寫的。然後我們再一塊兒改。然後找投資，然後買廠標。福建電影製片廠的廠標。

陳偉文：當時廠標多少錢？

婁燁：原來十萬，後來不到十萬。那時候已經慢慢降價，作曲是福建廠當時的廠長。溝通挺好的。投資八十萬，後來超了，追了一點。

陳偉文：這個影片有個角度令人印象深刻，低機位拍攝地面，前景是一堆垃圾。我們給你起了一個外號……

婁燁：髒亂差。

陳偉文：垃圾簍。

婁燁：我對髒的東西比較感興趣。

陳偉文：現在回過頭看，當時拍《週末情人》，印象最深的是什麼？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婁燁：第一個感覺特別解放，可以不管技術問題了。我第一次拍長片，突然發現，我語言沒有問題了。我應該關心這個人物是怎麼回事，我想傳達什麼情緒，當時有一種興奮。後期很長，大概是開始做後期一個月後，就把片子剪成了，然後有一次特別大的變化，就是重新剪了一次，一直到今天那也是特別重要的一個過程，當時上影的老剪輯師都瘋了，因為那時候還沒有電腦剪輯，都是手搖的，特別累。

陳偉文：為什麼這麼做？

婁燁：因為剪出來以後，我覺得不是我要的那部片子了。那個感覺我認為拍攝的時候都已經拿到了，但是為什麼剪輯起來不是我要的？然後我就檢查所有素材，發現衡量標準不對，該用到的素材都剪掉了。這是一次特別大的變化。我現在都記憶特別清楚。那個剪輯師是上影老剪輯師，特別有經驗的，後來我和他交流，我得感謝他，他接受了我，實際上按照一個通常標準來說，應該要去掉的素材，恰恰是我要的，也就是說，如果你的衡量標準發生變化的話，它決定了你使用素材的方式也會發生變化。這一點當時是特別有感觸的，我突然覺得，一下子悟到很多東西，一下子和以前學習的那個過程通了。

陳偉文：其實之前你的四部電影，都是紮實地在作語言嘗試。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婁燁　陳偉文：全世界的導演都在解決時間問題（6）

婁燁：實際上每部電影都有語言的工作在那兒。當然有完全解決語言問題的，就是《危情少女》，那幾乎是一個作業。在《週末情人》之後，我突然發現我還不行，我的語言還不自由。我還缺一大塊兒。在《週末情人》那個故事框架裡面剛剛好，我的語言和我想表達的正好在一個層面上，夠用。但我覺得我的語言馬上會造成障礙。1995年我就做了一個特別極端的《危情少女》，反紀錄的這種做法。我看我的語言的寬度到哪裡，看我的語言呈現的邊界在哪裡。這個工作現在看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一個紀錄框架裡，可以到達一個非常戲劇化的狀況。

陳偉文：我想起維特根斯坦的一句話，語言的邊界就是你世界的邊界。

婁燁：如果你的語言非常窄的話，它影響你對世界的理解。可能小說也一樣，但我覺得電影特別明顯。因為攝影機就是你的眼睛嘛，你怎樣來構成這個現實，特別直接，語言到哪兒你到哪。比方，你的語言如果只能在全景，那就是全景，進不去。不可能給特寫，一給特寫就出錯誤。到什麼時候你給特寫也可以了，這說明你對現實的近處觀察已經解決了。也就是說你對世界的態度不是一個全景態度，而是可以進入到近景的。

陳偉文：你剛才說到拍了《週末情人》之後思考的問題，說明你是自覺地意識到你的語言可能會受限制，然後你做了新的語言嘗試。那麼，它在現實中獲得的評價，對你以後拍片會有影響嗎？

婁燁：第一部電影完成後，得到的評價沒有涉及到語言。從我的感覺，拍到現在，還沒有對我的電影進行語言評價的。這個很正常。因為讀懂這個語言你還需要語言準備。基本上是在意識形態領域裡的讀解。

陳偉文：別人的讀解對你能發生多大影響？

婁燁：沒有什麼影響，我不太關心。它不太進入我所需要獲得的資訊的範疇。意識形態問題很可能我在寫這個劇本的時候完全解決了。已經拍了，在那兒了，這是不用討論的。

陳偉文：你剛才說拍《危情少女》是一個戲劇性的電影，在你的自覺意識上是做語言實驗，但現在回過頭看，具有什麼影響？

婁燁：如果從文字來看，那部電影屬於我的比較黑暗的一部電影。從心態來說很黑暗，很無望，很焦慮。我覺得作者心態，尤其是影像作者，他是很難裝假的。因為他的通道太多了，一部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