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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家買出來的，其中多數是北方刻本。上海舊書鋪有江西版、四川版、安徽版，連華南的刻本都有。還有許多好書，是從浙江寧波天一閣及常熟鐵劍銅琴樓兩大藏書樓所流出來的，所以他說上海舊書鋪未可藐視。
胡適歡宴 童年老師
我陪著胡適到南市各地訪舊，那時節上海的交通只靠一條環城電車，在城內城外的大街小巷沒有電車，只能靠人力車代步。胡適對人力車堅決不肯坐，認為“人拉人”是不人道的，所以來來往往，大家只靠兩條腿走。
我們一路走一路談，胡適的談風極健，每談完一件事，都要大笑一陣。而且他的態度非常客氣，尤其因為我那時正在青年，他更誠懇和親切。只是講到若干場合，他會隱隱地流露出異常驕傲的樣子，一點也不肯遷就別人。
胡適娓娓不休地談論他童年時的情況，最得意的是考進澄衷學堂連跳幾班，這間學堂是由商人葉澄衷捐地數十畝，捐資十萬兩倡辦的。他在談話時問起我葉澄衷的後代近況如何？我就講出葉家的情況，在霞飛路有一間大住宅（後來改為新的虹橋療養院），在江灣有一個葉家花園，子孫很多，其中有一個孫子叫做葉仲芳（別號小抖亂），這位少爺行為荒唐不羈，報紙上幾乎常有他鬧事的新聞，胡適聽了搖頭嘆息。
他在談話中又問起他在澄衷學堂中有一位老教員而且擔任過校長的謝觀，我說：“謝利恆先生，現在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擔任編輯，出版了好多地理書和中醫書，商務出版的《辭源》，他是編輯人之一，一九一七年受上海名醫丁甘仁之聘，擔任中醫專門學校校長，我本人就在那間學校畢業的。”他聽見我這番話又極高興，要我想辦法約謝老師吃一餐飯，由他作東道。
我到謝老師那邊，約定了一個日期，一同在大新街“松月樓”吃素齋。謝老師見了胡適的面，就談起澄衷學堂對歷屆畢業生的考卷，始終完整地儲存著，他記得胡適寫的九宮格大楷也在其內。（按：三年後澄衷學堂舉行展覽會，曾經展出胡適習字卷。）
胡適聽了很高興，他說：“中國自有學校以來，第一部教科書，就是《澄衷學堂啟蒙讀本》，這一部讀本在中國教育史上，有著歷史性的價值。是否現在還能覓到一部？”謝老師說：“我本來有兩部，一部在進商務編譯所時，作為編著《共和國教科書》的參考資料，一部藏在家中，我可把這部送給你作為紀念品。”胡適聽了逸興遄飛，連飲了好幾杯酒。飲罷，就一同步行到北浙江路火車站相近謝老師的寓所去取書。這部教科書是油光紙印的線裝書，他摩挲很久，因為幼年時讀過這部書，他受書之後，就請謝老師取出兩張宣紙，一連寫了兩幅屏條，一幅送給謝老師，一幅送給我。
大約三天之後，胡適又要我陪同到虹口塘山路澄衷去，那時澄衷已改名“澄衷中學”。那天恰巧放假，沒有見到什麼人，但是胡適還是巡遊操場、課室等處，盤桓了三小時，大發“思古之幽情”。
這次會見胡適，他再三再四地告訴我，寫文章一定要用白話文，並且要少引用成語，應該“越白越好”。因為各朝各代的文言文都是不同的，漢魏六朝，有漢魏六朝的文言文，唐宋有唐宋的文言文，明清有明清的文言文，清朝的策論，簡直全部是堆砌而成，一無價值。到了民初後，嚴復創立一種新的文言體，梁啟超又創了一種新文言體，已經把舊的文言文加以翻新，然而總不及白話文能影響到大眾。做文字工作的人最忌寫深奧的古文，因為文章寫得越古，越是令人看不懂，失掉了寫作的意義。這些話對我的影響很大。他還建議我寫的字，要“越清楚越好”，這一點我也經久地遵守他的意見，連開藥方也從不寫一個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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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鄉前輩 大發牢騷
胡適何以辭去了北大教授到上海來，我並不知道內中情形，只知道那時胡適在上海並沒有任何職務，住在老惠中旅館，中午一定到亞東圖書館進午餐，飯後就和汪孟周等打幾圈麻雀（即打麻將。——編注），但不久又絕跡不去了。
我們的吉社聚餐會，每週照常舉行，汪孟周有時吃得醉醺醺。我提起胡適為何久無訊息，汪孟周就搬出滿腹牢騷，從他許多牢騷話中，我知道了好多關於胡適的事情。
第一件事。胡適到上海，有人介紹他給《時報》老闆狄平子，要做《時報》總主筆，但是沒有成功。（我寫此文時，《時報》後任主人黃伯惠先生恰好同我小敘。黃先生告訴我，胡適對上海各報，以對《時報》的評價最高。由於一位姓席的朋友推薦，前任主人狄平子數次約胡適聚談，狄平子也是
